為受不了殘酷的批鬥而自殺，留下兩個孩子，一個十六歲初中肄業，一個十三歲還在念書。
堂伯母請我父親幫我堂哥繼續經營他們家的照相館業務。
生意蕭條，每個月父親隻能分得三塊多錢，最多得五塊錢。
全家雖然團圓了，但生活費依然沒有着落。
我們全家借住在離堂哥家不遠的一間破房子裡，那房子從外面看已經歪歪斜斜的好像随時都要倒塌的感覺。
母親在這裡又生下了第四個孩子，“坐月子”期間就繼續給人縫洗衣服，給縫紉社釘紐扣、縫褲邊，每月最多也隻能掙到五六塊錢，維持不了最簡單的生活，所以母親拖着瘦弱的身子每天夜裡還得去附近的山上“偷”割山草——因為“封山育林”禁止老百姓上山，所以到山上要“偷”着去；而且山上的東西都是“集體财産”，老百姓隻能“偷”——挑來家裡，天亮後母親挑着前一天曬幹的山草到集市去賣，剛挑來的山草等太陽出來後要搬到外面曬幹。
我一面照看着一歲的弟弟，一面還要搬運、照看山草，怕被人“偷”走。
有一天，我用一張紙折疊了一條小船，放在家門口一個小水池裡，逗着弟弟玩。
風吹着紙船向池子中間飛去，我拿着一根木棍去撈，木棍夠不着，我腳底一滑掉進了水池。
弟弟歇斯底裡的呼救聲終于引來了碾米廠一位好心的工人下池把已經不省人事的我撈上岸并進行人工呼吸急救，我第二次大難不死。
從那天開始，母親一出門就把門鎖上，不讓我和弟弟出去了。
我和弟弟一整天在黑暗中盼着母親的開門聲，這是我一輩子都忘不掉的事——現在回想起來還後怕：屋裡屋外都是柴草，萬一這屋裡或者鄰居着了火我們還有活命嗎？
母親回到家可就熱鬧了，她一面忙着縫補衣衫、釘着紐扣，一面教我們識字，有時候還會哼着兒歌。
一天傍晚，外面突然下起一陣暴風雨，母親背着弟弟、拉着我拿了兩把雨傘沖出去，到離我們家很遠的學校接我哥哥回家。
回來時遠遠看到我們借住的破房子已經被風雨吹倒，幸虧全家人都不在，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破房子壓的雖然都不是值錢的東西，但也是我們衣食住的必需品，又需要母親幾個月的辛勤勞動才能換回。
那天晚上我們借住在朋友家裡，爸爸教我們吟唱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當唱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時，爸爸的眼裡閃着淚光。
母親說：“我們總會有住進自己房子的時候吧？！”
上床睡覺後，半夜裡被母親叫醒，覺得天搖地動，母親說是地震了。
大家躲在床底下，聽母親講“土牛翻身”的故事——母親的故事與别人講的不一樣，她說土牛被壓在大地底下都可以翻身，我們過着這樣的苦日子，難道就不能翻身嗎？
記得那個時候我最快活的是每隔幾天母親都會讓我到街頭有一位被人尊稱“後尾嬸”的家裡同她的孩子玩捉迷藏遊戲，回家時“後尾嬸”都要從一個缸子裡掏出一大把腌好的鹹蘿蔔給我們家當作幾天餐桌上稀粥惟一的配菜，沒有這鹹蘿蔔的話，我們就隻能在稀粥裡加點鹽巴當菜。
“後尾嬸”腌的鹹菜特别香，我到現在還在懷念這個味道。
從我們借住的小屋走到街道上要通過一個裁縫店，店裡的師傅和工人都同我們玩得很好。
有一天一位師傅不知為什麼“得罪”了我，我說“從明天開始我就不給你們撕日曆了，讓你們不知什麼時候過年。
”店裡人都笑了：“不過年才好，一年到頭賺不到幾個錢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