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同學中，呂培明、蔡維漣、謝如明、戴金水、陳柏霖、任書則、黃家喆跟我的命運差不多——呂培明的爸爸呂賢君是小鎮最大的資本家，蔡維漣的爸爸蔡德勝解放前是鎮長，“鎮反”的時候，呂賢君和蔡德勝一起逃到廈門，想乘船去香港，卻都不夠錢買船票，呂培明的媽媽把首飾當掉連夜送錢去廈門，蔡維漣的媽媽卻舍不得當首飾，第二天土改隊追到廈門，呂賢君已經上船安全離開，而蔡德勝被抓回小鎮槍斃。
小鎮上的人們都誇獎呂培明的媽媽有見識，罵蔡德勝的媽媽“小氣鬼”，害了丈夫一命。
謝如明的哥哥謝慶全參加“反共救國軍”，被抓到與蔡德勝還有戴金水的哥哥戴金木同一天被“鎮壓”。
留下一件血衣，上面有謝慶全用鮮血寫的“兒身雖死精神恒在”——這是我在謝汝明家裡時，謝媽媽拿給我看到的。
戴金木死的時候才十四歲，是我們鄰居楊二貴店裡的小夥計，被殺的那天早晨他還去我們那條巷子裡的水井打水挑水，見到我媽媽叫的很甜：“阿嬸，你也這麼早啊！”太陽剛剛升起的時候，他們老家的土改隊長找到他，問他有沒有見到他的叔叔戴連興，說戴連興“參匪”，金木說“我沒有看見過。
”于是土改隊長就把他抓去“陪斬”，因為每天要“公審”幾個人是“不能随意改變”的。
在“公審大會”上，當十幾個判處死刑的名單念完的時候，他問：“我呢？”
土改隊長回頭一看還有一個孩子，就對他說：“你也得死！”
金木聽了當場昏死過去，癱倒在地上。
“估計死的時候我哥哥應該沒有痛苦”——戴金水如是說。
陳柏霖的爸爸陳元泰以前是省參議員，為古鎮的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鎮上健在的人們至今都還在懷念他。
1951年他在香港看到報紙上登了許多“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果”，對友人說：“現在不打仗了，像我這樣的建設人才應該回去報效國家，肯定有我的用武之地。
”回到古鎮的第二天就被抓走，不久也被當做“曆史反革命分子”槍斃了。
任書則的爸爸任浩1952年當民兵隊長，有一天晚上土改隊抓來水美鎮鎮長李真元準備第二天要槍斃，這李真元是任浩的好朋友，任浩連夜偷偷地把李真元放走，第二天被土改隊發現，當天就被“公審”槍斃了。
蔡維漣、謝如明、戴金水、陳柏霖、任書則家都是“鎮壓家屬”，比我們家還慘。
黃家喆的爸爸原來是古鎮小學校長，隻因為他在公演戲劇《白毛女》時說了一句“戲劇是藝術，戲裡面的故事和情節不一定完全真實”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跟我爸爸同一個命運。
陳琳會念我們民辦小學的原因，據說是他爸爸“犯了錯誤”，從縣裡一個科級幹部下放到小鎮來“勞動鍛煉”的。
陳琳比我大兩歲，是我的鄰居，我們從小就很要好，雖不能叫“青梅竹馬”，卻也“兩小無猜”，有一年的六一節我們倆又一起到鎮“供銷社”募捐，有一位“領導”看着我們說了一句：“好一對金童玉女啊”，這話很快傳遍全鎮。
從此以後，陳琳除了每年的六一節同我一起去街上“讨錢”以外，再也不敢跟我來往了。
但我們兩人在學校裡都有了“诨号”——一個叫“金童”，一個叫“玉女”。
古鎮的小孩子們喜歡玩一種遊戲叫做“救國”，也叫“偷軍旗”，玩的時候所有的孩子分成兩隊，以街道中間一條水泥縫為“國界”，各自在“後方”插一支旗子，旗子被對方偷過“國界”就算輸了。
一開始雙方在“國界”兩邊拉拉扯扯，被強拉過去就算是成了“俘虜”，會被“關”在一個用粉筆畫的小圈子裡，“自己人”來救時，隻要有身體接觸就算“被救”，馬上恢複“戰鬥力”。
我看出這種遊戲的破綻，經常主動被抓去當“俘虜”，眼睛緊盯着對方的“軍旗”，一“被救”立即“偷”了旗子就跑，這方法經常奏效。
有一次遊戲雙方剛好一隊全部是民辦小學學生，一隊全部是中心小學學生，我又故伎重演，主動被抓當了“俘虜”，被同學“救”時“偷”了對方旗子就往回跑，雙方在“國界”線上打起了“全武行”，中心小學隊竟然高聲喊叫：“國民黨反攻大陸了！”引得圍觀的中心小學學生也都紛紛加入參加混戰。
民辦小學的學生們看到了也都自動加入到我們的隊伍中來。
雖然中心小學人數比民辦小學多了幾倍，但我們的人同仇敵忾，都被對方的那句口号激怒了，憋着一口氣痛打對方，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
這一場“戰鬥”下來，民辦小學勝了——我們以三個輕傷的代價換取了對方十幾個重傷，可謂“赫赫戰果”。
雖然後來雙方的頭頭都被家長和老師狠狠地批了一頓，但從此以後中心小學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