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民辦小學的學生都主動“退避三舍”了。
我哥哥也是中心小學學生，他膽子比較小，那天看我們打群架時不敢加入，後來被中心小學的學生們看作是“膽小鬼”，經常欺負他。
不過隻要我聽說誰欺負了他，那作惡者幾天内就會被民辦小學的學生在某個巷子裡痛打一頓。
慢慢地再也沒有人敢欺負我哥哥了。
奶奶的梳妝台上有一件“寶貝”——一個精緻的小小的有機玻璃盒子，裡面有一個漂亮而密封着的玻璃瓶，瓶子裡的液體漂浮着一小段像是腸子一樣的東西。
我常常看到奶奶對着這“寶貝”發呆，終于忍不住問了一句：“奶奶，瓶子裡裝的是什麼？”
沒想到奶奶的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掉了下來。
我不敢再問，到了晚上偷偷地問我媽媽，才知道那是我遠在台灣的伯父身上的一塊肉——闌尾！
原來我伯父有一次去日本，無緣無故地把這個器官切下來寄給我奶奶——當然免不了挨了奶奶的一頓臭罵：那也是奶奶身上的肉啊！
媽媽還告訴我：伯父去台灣的前一天來同全家人道别，跪在奶奶面前說：“媽，兒子不孝，不能守在家裡伺奉你老人家了，這一次可能離别會久一些。
”
奶奶問“要去多久？”
伯父說：“快則兩三年，慢則四五年。
”
誰知這一去竟成了永别！
我不知道伯父為什麼要去台灣，也不知道為什麼回不來，但卻從心底裡盼望着他和伯母、堂兄弟們回來團圓——這可能是常聽到奶奶念叨的結果。
我伯父在大陸時已有4個兒子，老三“源”送給我大姑母撫養，老大“雄”和剛出生不久的老四“夔”帶去台灣，老二“鄂”留在大陸與奶奶“作伴”。
到了台灣以後又生了兩個兒子，分别取名“團”、“圓”。
夔和團去美國留學，都成了數學家。
今天的人們講到當年的“大躍進”時，總要用上一句“熱火朝天”，這古鎮的“大躍進”除了“大煉鋼鐵”、“大辦沼氣”都隻能勉強算得上“熱火朝天”外，真正的“熱火朝天”卻是一場大火把古鎮燒掉了四分之一——原來古鎮的房子隔牆幾乎全是用蘆葦杆砌上泥巴做成的，鎮中間的十字街把鎮子平均分成四部分：東街、西街、南街、北街。
每次大火剛好燒掉“一個街”。
那一天夜晚鎮影劇院放映《一江春水向東流》，我們家隔壁的牛奶制品廠所有工人都去看電影，鍋爐房不知怎麼的燒了起來，很快整個工廠和附近的街區變成一片火海，我們住的西街被燒成灰燼以後，過了許久才陸陸續續重蓋起來，幾千人在風雨中饑寒交迫、艱難地過了好幾年，而我一家受的的災難更大——有人趁火打劫，在火災剛發生時“幫忙”各家搬運家具的過程中開箱倒櫃偷竊東西，竟找到了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一個“積極分子”向“領導”信誓旦旦地說旗子是在我們家的箱子裡看到的，也隻有我的祖母會藏着民國的旗幟，因為“她的兒子民國時代當過大官”！
祖母歲數大了，代她受罪的當然隻有我爸爸——為此我的父母又被批鬥了幾回，每一次都是死去活來。
有一天半夜，我在睡夢中被喚醒，隻聽見爸爸捶門的聲音，還夾雜着含糊不清的言語：“我的孩子，你醒了，我來了。
”聲音很怪異，令人恐怖。
隔壁的鄰居把蘆葦泥牆挖了一個洞，媽媽探進頭來說：“乖孩子，你快爬過來，你爸爸病了。
”
我趕緊從洞中鑽到鄰居家，祖母、媽媽、哥哥都哭着，我們從門縫中看出去，隻見爸爸還在捶門，後來開始用力撞門，終于把門撞倒，而他自己也重重地摔在地上，又爬到門邊，用下巴撞擊門檻，那門檻是花崗岩石闆，爸爸撞得頭破血流，鮮血從門内流到門外。
我們趕快開門沖過去救護爸爸，隻見爸爸已經昏死過去，好像要斷氣的樣子。
媽媽和哥哥、我都跪在爸爸面前，哭着叫着。
一會兒鄰居請來醫生，給爸爸量體溫、把脈、測血壓。
醫生說體溫高達一百多度（華氏度），脈搏快得吓人，血壓卻很低。
醫生說：“可能是昨晚被批鬥、毒打造成的‘歇斯底裡”症，血沖大腦，幸虧他撞破了下巴把淤血都擠出來了，我開個藥方治治，也許能治好。
”
全靠老天爺的保佑，爸爸沉睡了幾天，竟奇迹般地活了過來，但卻瘦得皮包骨頭，不成人樣。
媽媽東借西挪，弄來一點點糧食和給爸爸治病的藥草，不知又吃了多少苦頭、看了多少人的白眼！——幾年以後媽媽偷偷對我說了一句話：“那一次你爸爸要是死了，我們全家人也都活不成！”
在後來的幾十年間，我每天早晨三點多鐘都會聽到爸爸在睡夢中發出“啊啊啊啊”的慘叫聲。
聽醫生說，這就是爸爸那一次“歇斯底裡”留下的後遺症，目前的醫學水平還沒辦法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