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并不是1968年才開始的，我的堂二哥鄂在1964年就上山下鄉——那時候叫“青年移民”——到閩東屏南縣一個非常偏僻的山溝裡插隊落戶，那個地方窮得出了名，一家人隻有一條褲子輪流穿是不争的事實。
1966年，他們“殺”回城裡，把“四面向”的幹部們批鬥了一番，後來因為沒有戶口在古鎮呆不下去，隻好又回到山區務農。
學校每個學期也要組織一次“上山下鄉”，隻是每次的時間都較短，一般是十來天。
我們要交給房東（絕對是“貧下中農”）十幾斤大米，換來的是一天三頓“臭番薯皮湯”。
同我住在一起的同學們受不了，晚上買餅幹來吃，我每次看到他們出去買東西，就趕緊躲在被窩裡裝睡，聽到他們啃餅幹的聲音，我在被窩裡吞口水。
終于有一天“偷吃餅幹”的事被串門的同學撞見，第二天老師發動全班同學把他們批得全哭了。
房東安排我睡的房間沒有一個窗子，也沒有天窗，大白天也是黑黝黝的，晚上又沒有燈，不能看書。
在我睡覺的床後面放着一口棺材，據說那棺材是“用過”的——這裡的風俗是人死了以後先要裝在棺材裡土葬，七年後再打開棺材把骨頭裝在一個陶缸裡重新埋葬。
有時候棺材沒有腐朽，家人會把它清洗幹淨搬回家給後人“使用”，據說用過一次甚至兩次的棺材更加寶貴。
我的理解是棺材的木質好，加上埋葬地幹燥而且沒有蟲。
沒法子看書，又沒有地方玩耍，隻能早早入屋睡覺。
由于看過一些恐怖小說，常常會幻想着床後面的棺材裡僵屍伸出手來，對我說：“我餓了。
”隻能用被子蒙着頭睡。
最可憐的是同我們住在一家的一位女大學生，每頓“飯”吃的時候都看到她流眼淚——我們忍受十幾天還可以，她還要住一年呢。
“支農”最多的還是“抗旱”——不知那時候怎麼年年都有旱災。
我們自帶糧食和勞動工具到學校附近的村子裡，參加各種各樣的農務，一分錢都沒有拿，有時候連水都喝不上一口，走的時候還經常被當地農民罵：“這些學生仔把我們的工分都掙光了”！
“抗旱”有時候很壯觀——成千上萬的人們在一小塊地裡幹活，到處紅旗招展，口号聲不絕于耳——連小孩子都懂得這隻是為了拍照或者給上級領導們看的。
我曾經參加過一次“接龍”車水，十幾層的水車一層一層地把水“車”到山坡上，隻是為了上面幾畝小麥！水車咿咿呀呀地歡叫着，像一首優美的交響樂。
有一次“支農”“抗旱”是到離學校較遠的一個山上參加建水庫，師生們晚上住在“貧下中農”家裡，還要參加大隊部組織的“學習愚公移山精神大幹快上誓師動員大會”和“批鬥‘四類分子’大會”，直到深夜，第二天清早草草吃過早飯就要帶上鋤頭、畚箕等工具爬山到建設工地。
如同以前我們見過的一樣，工地上到處紅旗招展，滿眼都是“戰天鬥地”、“人定勝天”、“苦戰100天完成大壩工程”等等标語口号，唯獨不見任何“安全”、“注意事項”。
我們被安排在一個小山坡上挖土，用畚箕挑着土下到水庫堤壩，看到幾百個人分成幾個小組用大石頭夯壩基，另外幾十個人拉着一個巨大的石頭輪子在來回壓土。
從壩基往下看下面還可以看到一個大石輪靜靜地躺在一條小水溝邊。
我詢問一個老農，才知道前不久這裡出了一個大事故——就是下面那個石輪惹的禍——幾十個農民拉着拉着，竟把它拉到壩基邊上，這邊上的土還是松的，大石輪一颠，就朝着幾十個人滾下去，後面扶着“輪把式”的老農吓得跑了，當場壓死壓傷多少人到現在還不清楚。
從幾十米深的溝底把大石輪“推”上來是不可能的，後來上級又從外地調來一個新的大石輪……
那一天我們全班同學選了一處比較幹淨的空地做飯，正當大家圍在一起有的燒火有的切菜的時候，四面八方的山上同時爆炸，原來負責炸石頭的農民不知道同學們在這裡！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把我們吓得都趴在地上，幸虧空地上面一塊巨大的石頭擋住了炸飛象雨點一樣掉下來的碎石塊，四十幾個同學竟然沒有一個受傷！
那時的冬天特别冷，大清早起床還沒吃早餐就得去田裡勞動，赤着腳踩在冰冷的水裡，象刀子割一樣，很快地男女同學們手腳都出現凍瘡了。
回校以後，剛好遇上古鎮辦“物資交流會”，熱鬧異常，我跑步8公裡到鎮上，逛遍全場，終于花了三分錢買到一盒可治凍瘡的“蛤蜊油”，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買“化妝品”。
我記得自己當時的學習成績不錯，數理化英語都不在話下，數學老師蘇國祥第一次給我們上代數課時，剛從省師範大學數學系本科畢業統配來校的他就給我們做猜數遊戲，他先讓我們每個人在心裡想好一個數字，加上多少，乘以多少，減去多少，再除以多少，減去多少……然後讓我們把最後的得數告訴他，他馬上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