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真菌的綜合利用》寄給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辦的刊物《微生物學革命》發表，北京為此還“開了專門會議”，“印發專門材料”給各地學習——參加會議的專家們做夢都不會想到這篇論文的作者是一個十八歲的僅僅念到初中的知青。
《微生物學革命》是我當時唯一看得到的科技刊物，雖然裡面充滿了空洞無物、政治口号、吹牛拍馬的大字報、大批判式文章，但我還是從中找到了不少有價值的信息，學到一些有用的知識，隻是要剔除那麼多的糟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例如1970年第一期的一篇“重要文章”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是無敵的》，報道内容是無錫××廠學毛選小組工人“敢說敢幹”把國外“資産階級權威”确定的&alpha-澱粉酶的液化溫度從88℃提高到92℃，産生多少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1971第一期又是一篇《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是無敵的》，報道内容還是無錫××廠學毛選小組工人“敢說敢幹”把國内“資産階級反動權威”确定的&alpha-澱粉酶的液化溫度又從92℃降低到88℃，又産生多少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編輯部可能忘了去年的報道了。
這樣的報道在那個時候的報刊雜志上比比皆是，随手拈來要多少有多少。
更有趣的是《福建日報》多次報道的福州西湖幾次“變遷史”——**前，當時的省委書記覺得省城沒有一個公園有點“說不過去”，于是就學慈禧太後建北京頤和園的做法，讓全市幹部、職工和郊區的農民到西郊的一塊地裡義務勞動挖出一個大坑，把它建成一個有山有水的還算漂亮的公園。
**開始後，紅衛兵“造反”了，說建公園是為資産階級服務的，建議把它填平恢複原樣。
農民們也自發去填地變成一塊一塊的菜園。
省革委會成立後，革委會主任又“号召”全省各地派人來福州建設“西湖公園”，又是挖水坑，造假山，種樹植草，折騰了兩年多，建得也差不多成個樣子了。
革委會主任調走以後，新來的省委領導說要“以糧為綱”，再一次發動全市工農商學兵把西湖填了種水稻。
這每一次《福建日報》的報道都說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到了七十年代末，又轟轟烈烈地調動幾萬個“志願者”到省會建設西湖公園了，不過這一次用的大标題換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人民群衆的力量是無窮的”——這是後話。
農業“科研”搞起來了，“名聲”也有了，但我的命運并沒有改變——天天挨餓！白天餓着肚子做實驗，晚上餓着肚子寫論文。
早稻登場的時候，我跟着隊裡其他社員到生産隊倉庫分糧食，卻被告知我們家還欠生産隊幾十塊錢！
分不到糧食，我問隊長為什麼，隊長說：“根據‘預分’方案定的”。
我又去問會計，會計告訴我“‘預分’時每個工分隻按1分錢計算”，我們家四個“壯勞力”幹了6個月掙得5000多個工分，折算為人民币50幾塊，扣去買豬苗、蓋豬舍還有一些“公攤”費以後已經是負數！
我跑去找大隊支部書記，對他說：“我是響應毛主席的偉大号召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毛主席不會讓我們餓肚子！”
書記被我的“大理論”搞糊塗了，就叫隊長先按“口糧”借給我谷子，總算解決了吃飯的問題。
我還是覺得不對，為什麼别人都不會“欠”隊裡的錢呢？又去找記工員，記工員很老實，把所有的工分簿都拿來給我看，我指出幾戶社員的工分“超高”請問記工員，答曰：“他們肥料工分多。
”
我算了一下，才知道原來一頭豬一天拉的糞尿折算成工分比一個強勞力幹一天還要多！
我又注意到工分簿裡有新的筆迹，甚至有塗改的痕迹，就笑着指給記工員看，不說一句話。
第二天借着“昨天有些地方沒看清楚”為故又向記工員要工分簿看，一看我們家的工分一下子增加了2000分！筆迹當然也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