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原職，很快又升任地委書記，一直做到省人大主任。
趙知恩報恩，那位看牛的老頭被“親切接見”了兩次，聽說得到一筆數額可觀的金錢，隻可惜他一字不識，要不然也做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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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下的夜生活其實并不“貧乏”，每天吃過晚飯到隊部參加“政治學習”，“評”工分，實在沒事就學唱“革命歌曲”。
每個生産隊的隊部裡都有一個小喇叭，除了每天晚上七點整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聯播”外，“上頭”有什麼“指示”都是通過小喇叭傳出的，不過小喇叭最忙的是聽公社黨委書記講話，這書記名字叫做王霜降——大概是他出生在“霜降”這一天吧，我猜的——愛出風頭，喜歡賣弄小聰明，聽說曾經念過高中，這在當時可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了。
但他的“知識”隻是從縣裡批發再拿來公社零售而已，連最基本的政治術語他有時都沒有搞清楚，比如他面對全公社幾萬人解釋“形而上學”這個詞，說是“形勢大好，上學的人多了”，還有像“人民公社幾百年前就有了，比如‘巴黎公社’”、“‘略盡地主之誼’是反動口号，為地主階級翻案”等等，就被我們幾個下鄉知青當做茶餘飯後的經典笑話。
一天晚上，王書記親自通知全公社的農民都要到縣二中的操場上集中觀看革命樣闆戲，說這是“嚴肅的政治活動”，不去看就是“現行反革命”。
我們早早吃過晚飯，走了五公裡到操場，隻見黑壓壓一片都是人，幾萬人是肯定有的了。
幾個邊遠山村的農民翻山越嶺走了十幾公裡，還自帶幹糧在操場上吃。
聽說今晚是“跑片”，不知什麼時候才輪到我們觀看，王書記在土台上指揮大家唱革命歌曲，一個大隊一個大隊輪流吼叫，此起彼伏，卻也熱鬧異常。
但樣闆戲左等不來右等不來，直到半夜時分，小孩子都已經累得躺在地上睡着了。
忽然人頭攢動，都在說“來了，來了”，我緊盯着進操場的大路，果然有拖拉機“突突突”開過來，隻見王書記領着幾十個公社幹部畢恭畢敬地跪在拖拉機前，迎接樣闆戲拷貝，幹部們趕忙帶頭呼喊口号：“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緻敬！”
又折騰了十幾分鐘，電影總算開始放映，一看字幕，是《智取威虎山》，還好沒有白來一趟，因為這出戲相對來說還是耐看一點。
不過，說實在話，剛才那一幕大小官員的“跪接”戲更有看頭，比威虎山上的群魔亂舞好看得多。
為了落實“一戶一豬、一畝一豬”的号召，生産隊買了豬苗讓各家各戶養殖，還派人幫助蓋豬舍。
我家也得養一頭，但飼料是大問題。
我突發奇想，為什麼不試試“發酵飼料”呢？當時正推廣部隊葉洪海的“中曲”發酵技術，我嫌麻煩，試着用農村做饅頭、米糕用的酵母來發酵稻草、花生藤等，取得成功，就給隊裡所有家庭講解推廣，後來全大隊也都普及這種發酵飼料了。
我乘機“慫恿”幾個回鄉青年一起搞“科學種田小組”，大隊也支持，就派我去省真菌研究所，拿來幾個菌種，開始試制“920”（赤黴素）、“白僵菌”（治松毛蟲用的）、“青蟲菌”、“5406”等等，搞得有聲有色，引來附近幾個大隊都派人來參觀學習。
接着我又試驗用段木種白木耳、香菇，用稻草、牛糞等發酵後種草菇、蘑菇，這些技術現在一般農民都會了，可在四十幾年前農民們卻把我們看作是“神”——我們說相思樹的段木可以種菇，全省的相思木頭立馬漲價；我們說番石榴樹的枝幹粉碎可以做各種真菌的“培養基”，第二年番石榴果實都不容易買到了。
我把家裡的一角也擺弄成一個小“實驗室”——“燒杯”是用缺口的罐頭瓶做的，“恒溫箱”是用木箱、鐵皮和煤油燈自造的，“天平”是用鐵闆和木棍架的，而“砝碼”用的是沙包和小石塊（拿去大隊醫療所用托盤天平校正重量）……這恐怕是全世界最低級的“實驗室”了！幾乎一分錢都沒有投入！
在這個小小的“實驗室”裡，我根據自己做的一些實驗數據寫出了洋洋數萬言的第一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