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新聞和故事，讓我大開眼界。
那一年考上的研究生絕大多數是六十年代初的大學本科、專科畢業生，平均年齡三十五歲，有許多已經四十歲了，我才二十六歲，顯得特别年輕，引人注目，但看到“少年班”的學員們隻有十一歲到十五歲，我又羨慕不已，想想十二年前要是有“少年班”的話，也許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個。
那一天中央電視台和中央新聞制片廠來科技大拍攝少年班的新聞紀錄片，我們都趕去現場觀看拍攝，導演請一位教授在課堂上提一個“有點難度”的問題讓年齡最小的謝彥波在黑闆上當場解答，據說導演要那位指導教授事先跟小謝“溝通”一下，以免拍攝現場“出醜”，“不好收拾”，但指導教授不幹，堅持要“拍出百分之百真實的”紀錄片，結果小謝在黑闆前面對着老師出的數學題想了好幾分鐘，也許是緊張或者什麼緣故，一時竟答不出來，導演、攝影師、燈光師和其他制片人員急的團團轉，我看到指導教授額頭也開始冒汗了，我們作為旁觀者也跟着着急——要知道那時候拍電影是真正的“燒錢”，拍不好的話，單單浪費掉的進口膠卷聽說就要幾萬元人民币！
終于等到小謝想明白了，隻見他從容不迫地拿起粉筆在黑闆上“刷刷刷”很快就寫下了正确的答案，幾百個人才松了一口氣。
我想，一場“浩劫”雖然讓“老九”們吃盡了苦頭，但還是有那麼多有骨氣的人保持者傲然正氣，看來中國還是有希望的。
第二天校長與全體導師、研究生座談，不知怎麼的竟講到我是全國第一個也是當時唯一從初中生直接考上科技大的研究生（另有兩個隻念過高中沒有上過大學，但都是文科），特地請我講自學的經曆，令參加座談的師生們贊歎不已。
來自廣東的潘岩與我同時成了張木生導師的研究生，這一年已經三十四歲，1966年時剛剛大學畢業，分配到四川江油一個兵工廠當技術員，孩子都十歲了，考研的主要目的是“改變命運”離開那個偏遠的山區，對報考的“研究方向”并不太感興趣，但很有“活動和組織能力”，我說他最好去當官，不要搞“研究”。
他也覺得我“不需要”念研究生，在沿海地區“做生意更好”，但他又非常欣賞我，一再要求自己的孩子“以我為榜樣”。
我們兩人成了摯友。
星期天張木生等教授帶着我、潘岩等十幾個研究生到逍遙津公園遊玩，有一個年紀較大、皮膚黝黑的中年男子也跟着去，與大家玩得不亦樂乎。
中午時研究生們熱得脫了外衣，随手扔給那位中年人“保管”，那人默默地給大家提着衣物，還主動去買西瓜讓研究生們解渴，又忙着給大家拍照“留念”。
回校的路上，張教授問我們：“你們知道那個中年人是幹什麼的嗎？”
幾個學生同時回答：“學校的工友呗。
”
張教授笑着說：“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然教授！剛從北京過來，本來不想帶研究生的，現在看我帶得這麼起勁，可能改變了主意，今天來的目的是想‘挖’走我一個學生。
”
研究生們吓壞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在想：誰被李教授看上了準倒黴！
李教授看上了我，真的向張教授“讨要”我這個研究生，張“忍痛割愛”、很不樂意地“給”了，于是我成了李然唯一的研究生，後來我們也成了忘年之交。
李然唯一的掌上明珠、寶貝女兒李佳琪在安徽一個偏僻的農村插過隊，現在是個“工農兵學員”，在合肥工業大學念“大三”，星期天要我“陪她”逛街購物，我不敢不從命，小心地陪着她走了“四牌樓”附近的幾條街道，進了幾個服裝店，還是“選”不到滿意的衣服，又被李拉去逍遙津公園玩。
我們坐在公園裡一個長凳子上，我問：“我一直想不通，你怎麼會被‘貧下中農’‘推選’當‘工農兵學員’呢?”
李佳琪笑了：“我爸爸有個得意門生在合肥工大當教務主任，大前年去我插隊那地方招生，就把我招進來了。
爸爸也是為了我的前途才決定全家從首都遷到這麼一個省會來的……都是他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