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練後在晚會上演出，我譜寫的曲子作為主旋律貫穿于舞劇始終，深受好評。
我還編寫了一個相聲劇本《說黑道白》，其實是潛移默化地為“黑牡丹”做廣告，自己上台演出，說、唱、逗、演樣樣來，台下的觀衆和省、市文聯專程來看演出的表演藝術家們笑得直不起腰杆，嘴都合不攏了，直呼“過瘾”！
演出是在古鎮影劇院裡舉辦的，全鎮市民都想觀看，由于座位有限，隻能發邀請卷。
郵電局裡一個年輕人打電話向我要邀請卷，我說：“這事是×××在辦，你找他吧。
”
那位年輕人不高興了，說了一句：“不給我票，走着瞧！”
果然演出後第二天，工廠的電話不響了——明顯是這個年輕人在“報複”。
求人、請人，忙了一星期電話才又“接通”了，工廠損失慘重。
我爸爸以前開照相館時雇用的“小夥計”高慶傑從供銷社退休，不想呆在家裡，就來找我要個工作。
我安排他在廠裡當倉管員，成了我的“老夥計”。
他一生誠懇謹慎，做事有條有理，跟古鎮裡所有的人都拈親帶故，俨然是工廠的“老管家”。
以後再出現類似“電話不通”這種事都有他去找人協商解決了。
郵電、交通、信息的閉塞嚴重制約着工廠的發展，這裡畢竟隻是一個農村集鎮，要出一個全國性的“名牌産品”談何容易！一個電話有時候打三天不一定會打得進來；加急信件也要七八天才能送到，而且常常被郵遞員“不小心弄丢了”；貨物托運到火車站有時候要十幾天，然後又在火車站排隊等發運；偶爾來一場暴雨把路、橋沖垮了這一帶的工廠就得停止運轉好長時間……
有一次我在省城，有急事要打電話給廠裡，到了郵電局門口，看到要打長途電話的人群排了一公裡長，我跟在隊伍裡排了兩個多小時，好像沒有走動的樣子。
叫人幫我“看着位子”，我到櫃台前看到一個年輕人把唯一的話筒放在耳邊，正在跟誰聊天。
我聽了十幾分鐘，都是：“你吃了嗎？”、“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吃了？”全是廢話。
旁邊排隊的人們等的不耐煩，一再叫他“有話快點說！”他不理會，還是我行我素繼續聊天。
人們終于忍無可忍，對他下了最後通牒：“再啰嗦三分鐘就打斷你的狗腿！”才把他轟走了。
城裡開始有了“程控電話”，我很想在工廠裡也安上這種先進的通訊工具，到市郵電局詢問才知道：我必須自掏腰包出幾十萬元買電線杆、電線等等然後他們再安排人來架設、安裝——我隻能耐心再等幾年讓程控電話通到古鎮才能享受到這種“現代化”裝備了。
省青年聯合會突然通知我到北京參加由國家科委、共青團中央聯合舉辦的“全國青年星火帶頭人标兵授獎大會”，而且讓我連夜“補辦”“市青年星火帶頭人标兵”和“省青年星火帶頭人标兵”。
到了北京，住在西郊一個非常高級的賓館裡，原定第二天開會，結果夜裡下了鵝毛大雪，據說北京已經幾十年沒有下過這麼大的雪了，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們起床看到壯觀的雪景，主辦者說會議改為明天召開，今天用幾輛大巴把我們送到天安門廣場玩。
一到廣場，所有人都像小孩子一樣堆起雪人，打起雪仗，玩得不亦樂乎，忘了來京的目的了。
第三天頒獎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國家科委主任和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講完話後，該“标兵代表”們講話了，說好一人隻講半個小時，不知怎麼的讓我第一個發言。
我上台講了自己的經曆和蘆荟的神奇作用，台下的人們聽得如癡如醉，而我竟然忘乎所以講了兩個多小時，也沒有人提醒我“注意掌握時間”。
會後國家科委一位辦公室主任對我說：“這一次各地‘推選’出七百多位‘青年星火帶頭人’，再由這七百多人推出一百人當‘标兵’，結果送到科委的一百人名單竟都是各地的團委書記，我們覺得不妥，後來保留了七十幾個，總算有二十幾個跟‘星火計劃’的工作有些關系。
我詳細看過這二十幾個人的業績，隻有你确确實實有創新意識，也有創新成績，所以把你推上第一個。
”
我自然而然地成為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省青年聯合會常委、市青年聯合會常委，縣青年聯合會常委。
有趣的是，他們都不知道我竟然連團員都不是，各地共青團的重大活動都請我上主席台，有時候甚至讓我“主持”共青團的一些活動，弄得我哭笑不得。
有個台灣人叫陳傑，比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