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鎮中學有一位代課老師叫張榮華，曾經是“北大才女”林昭公開的男朋友，1957年與林昭雙雙被打成右派分子。
他被流放到東北的“黑土地”上，那是一個右派分子比較集中的地方，所有被管制的人員沒日沒夜地“修補地球”，天天都有死人，“困難時期”每天更有幾個人餓死，幾個好友商議逃跑，“否則就得餓死”，趁着一個天高月黑的日子，幾百個人同時往各個方向逃離，大多數人被抓回，死得都很慘。
他僥幸跑到内蒙古一個沙漠邊上，順着沙漠邊沿一面乞讨一面跑路，走了幾個月，也不敢回家與家人見面。
後來碰上一個走江湖的浪人教他幾個賺錢糊口的方法：在農村小集市變魔術、表演口技，然後推銷油印的“生活小技巧”，十幾年間走遍全國二十幾個省市，唯獨不敢走到離家近一點的地方，也從不跟家裡人聯系，更不敢去找林昭——其實他同林昭分手後就再也沒有林昭的任何信息了。
曆盡千辛萬苦活了下來，1980年“右派分子摘帽”後才回到古鎮當了中學的代課老師。
我很快就跟他成為莫逆之交——應該算是忘年之交，他講話還是非常謹慎，但在我面前卻能談笑風生，無拘無束。
有幾次談到在北大的生活，談到林昭，他會禁不住掉眼淚，結束談話——他終生未娶，長期生活在痛苦的回憶之中，林昭就是他“永遠的愛人”。
我勸他“想開一點”，他說：“我現在是苟且偷生，過一天算一天罷了。
”在給右派分子“摘帽”的大會上，他自始至終沒有一絲笑容。
我回憶起自己的童年，覺得應該讓立志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窮孩子有機會念到大學，把這個想法對古鎮中學校長說了，校長建議我在學校設立“獎學金”，每年拿出幾萬元獎勵那些在讀書、藝術、體育各個方面出類拔萃的青少年，我同意了。
于是，全省第一個由民辦企業設立的獎學金在這個學校誕生了。
工廠跟着蘆荟一起出名了，從中央到地方每天都有幾十輛汽車、幾百個人前來“參觀學習”，來的人都指名道姓地要我陪看陪吃陪玩，臨走時還要帶上幾十箱蘆荟化妝品。
我不抽煙不喝酒，也不喜歡同他們閑聊、吹牛，又看不慣官場的種種不雅現象，隻好到公社“求助”，公社很快就派來了企業辦副主任張繼進駐工廠“協助”我處理上上下下的關系，我幹脆請張繼當廠長，專門負責“接待工作”，理順同各級領導的關系。
總算又能騰出一些時間來做些實驗、寫點文章了。
沒想到這樣做還是不斷地得罪那些幹部們——說實話，隻要是“幹部”，即使芝麻大的“小官”我也一個都得罪不起，連居委會的老太婆都可以時不時來找我的麻煩。
有一天早晨，我交代廠裡所有的人說“今天如果有人找，就說我出差不在”，然後一頭鑽進實驗室裡做實驗。
過了一會兒，分管工業的副縣長來了，聽說我不在，就在辦公室裡同張繼聊天。
辦公室就在我實驗室的隔壁，有個工人有事找我，大聲叫喚着，我應了一聲。
副縣長當場對着張繼發火：“這小子發了，翹尾巴了！我非讓他夾着尾巴做人不可！”
第二天縣裡就派人來化工廠“檢查工作”，折騰了幾天，我又送了幾車化妝品到縣裡打點各個“關節”，才勉強把一場風波平息。
我向好友林霍金講了幾個類似的例子，霍金說：“官員們主動來找你是好事啊，我還巴不得呢——你‘黏’上他們就是了：他們要你陪吃陪喝，要化妝品，你回頭找他們要批條、要‘優惠政策’、要緊俏物資、要土地、要礦産，哪一個不是錢呢？”
我說：“這樣的話我不是成了‘不是官的貪官’了嗎？”
霍金說：“你看周圍哪一個企業家不是這樣發的？貪官越貪，我們的生意越好做。
”
我聽懂了，但做不來，也不願意做，每年白白花大量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