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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把鎮上幾個小混混抓去嚴刑拷打，結果招出是鎮上最有錢的呂賢君指使他們殺人的，于是警察局就把呂賢君抓走了，有可能判死刑。
呂太太找到我伯父希望能解救，伯父到看守所詢問那幾個小混混，說是在大刑下他們隻能轉禍于别人，随便招一個平民百姓都有可能被冤枉緻死，招個“大富大貴”的人有後台也許能保住性命。
伯父找了幾個朋友，說明了自己的看法，呂賢君很快就被無罪釋放回家了。
像這樣的冤假錯案伯父一生中不知糾正了多少！
父親如數家珍般地講了伯父在大陸時許多這樣為平民百姓做的好事：“其實我知道的并不多，因為你伯父做了好事從來不想宣揚。
”
伯父也因此被推選為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委員，全省就他一個人當選，後來又成為“終生立法委員”。
父親又談了一件他一輩子忘不掉的往事——那是伯父在中華民國立法院工作的時候，有一次回古鎮老家，朋友們都來我們家“接風”，其中包括幾位軍人，師長旅長團長都有，突然有人進來對伯父說：“你弟弟今天早上到樵塘村照相，不知為什麼被幾個農民毒打了，現在身受重傷被擡到醫院，正在搶救，還沒有脫險。
”
伯父唯一的弟弟就是我爸爸，樵塘離小鎮隻有三公裡。
伯父立即趕到醫院看望父親，經過調查、詢問，才知道打人者把我爸爸錯看成另外一個人了，是誤打。
同行的幾個軍人氣的咬牙切齒，叫嚷着：“我們去樵塘抓他幾個來，看看他們是不是吃了豹子膽了！”
伯父先是安排醫生小心照料父親，直到脫離危險，然後獨自一個人到樵塘，毒打我父親的人早已逃得無影無蹤，伯父對他們的家人說：“既然是打錯了人，認錯了就是，請他們回家安心種田吧。
”
伯父到了台灣以後，仍然保持着他那不畏強權、為民除害、在官場裡铿铿直言的性格，台灣人稱他為“黑臉包”——鐵面無私的包青天。
他在立委會長期分管華僑事務，被稱為“華僑摯友”；曾經當過中華民國駐菲律賓大使，為所有在南洋群島的華僑們辦了許許多多的好事，至今那些老華僑回到大陸時都還在念叨着他的事迹；當教育部長時，率先采用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學齡兒童可免費接受國民教育至國中（相當于初中）畢業，小學生均免試就近入學，讓窮苦人有機會成為讀書人；還利用立委委員的身份促使整個台灣地區明确規定：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應予保障，并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
伯父一生嫉惡如仇，與所有貪官污吏不相往來，“不拈鍋”，是後來的連戰、馬英九等年輕的國民黨人學習的榜樣。
在他逝世時，嚴家淦總統為他立碑為志，上書四個大字“谠論流徽”。
台灣有部很有名的電視連續劇就是以他的事迹為主線展開的。
伯父一輩子甘心過清貧日子，可謂“兩袖清風”，親友們都别想“拈”他的“光”，在大陸古鎮、福州、南京和在台灣的台北當官的時候竟然長期租房子居住——按我媽媽開玩笑的說法，他“害”得我們一輩子“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直到七十年代初蔣介石動了恻隐之心，在台北陽明山給每一個跟着他“浪迹天涯”的“終生立委”蓋了一棟别墅，伯父一家才結束了颠沛流離的生活，住進了真正屬于自己的房子。
可是到了兩岸可以正常往來時，伯母來到古鎮，看到他的兩個兒子都還不能“安居樂業”，回去就把陽明山的别墅賣了，賣房的錢平均分給住在台北、芝加哥和古鎮的六個孩子，帶着在大陸的兩個孩子應得的錢來廈門買了兩個套房給鄂、源兄弟倆，總算完成伯父生前一個未了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