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父親說，我伯父早期也被人叫做“林大炮”，他喜歡演講，即使隻有一個人聽，他也可以滔滔不絕地講半天。
但這門“大炮”是專門打貪官污吏的——他從小立下宏願，要為平民百姓、尤其是窮苦人做好事，年紀輕輕就當上了縣農會主席。
他走遍全縣大大小小幾十個鄉鎮，隻要有窮人被欺負的事他都要管，幾乎是哪裡有不平哪裡就有他的身影。
有一年年底，省稅務局新上任的局長聽說我們這個小鎮商業發達，生意“好做”，于是暗中派人來鎮上搞突然襲擊，把所有商家的賬本全部收走，然後按照臘月的生意賬推算全年的營業額，計算每家應交的稅收，這顯然是不對的，因為這小鎮每年的生意都集中在年底做，臘月的營業額幾乎是全年的一半。
如果按此強行收稅的話，鎮上所有的商家都得傾家蕩産。
伯父單槍匹馬到省城找省政府各有關部門，硬是用他的“三寸不爛之舌”得到了省長“複查”的批文，等于徹底否定了稅務局長的無理做法。
伯父也赢得了全省商人們的擁護。
省商會剛好那一年競選會長，人們一緻認為商會會長非他莫屬。
要知道，商會是最有“油水”的民間社團組織，有錢有勢。
而伯父卻認為自己比較熟悉農民的呼聲，仍然參加競選省農會會長并順利當選。
這農會平時連活動經費都捉襟見肘，會長相當于乞丐一個，隻能到處讨錢，人們都笑他“傻瓜”，而他卻樂當傻瓜。
伯父自己掏腰包，加上四處募捐辦了一份“農民日報”，大力宣揚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念，寫文章設想、探讨如何才能在全國範圍内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讓所有的農民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
一時議論紛紛，引起全國性的一場大讨論。
但伯父也很清楚，在那個時候要進行“土地改革”還不可能，隻能循序進行，先實行“減租減息”，減少貧雇農的負擔。
伯父的許多想法後來在台灣的“和平土改”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抗戰勝利那一年，中央派了一個姓胡的軍官來廈門當“接收大員”，這“胡司令”利用職權大發其财，把日僞時代的“公産”和漢奸們的私産大多納入自己的腰包裡。
日本人原來在禾山一帶向農民強行征用了一大片土地準備建設機場，胡司令把這土地納入自己的私人财産，更可惡的是向原土地的所有者收取比别人還多了幾成的地租！
禾山的農民們聯名告到省農會，省裡的知名人士都勸伯父不要管這事，說“這胡司令後台硬得很，而且魯莽，殺人不眨眼”。
伯父不理會這些好言相勸，動身到廈門，立即召開中外記者信息發布會，公開了“禾山土地本來就是現在這些佃農們擁有的”所有證據。
胡司令當天灰溜溜地跑了。
伯父後來還特地帶着我的父母親到廈門禾山，指着一塊地說：“這是禾山的農民想報答我準備送給我們的，你們看我們是不是要了，全家搬來廈門居住？”
其實伯父是說着玩的，他哪會收農民們看做命根子的土地呢？
省城有一家“土特産進出口公司”壟斷了全省所有茶葉、香菇、木耳、竹筍、各種中藥材的買賣，低價收購高價賣出，日進鬥金，誰都不敢“染指”這些生意，據說真正的大老闆是“财政部長”孔祥熙。
農民們苦不堪言到省農會申訴。
伯父經過長期細緻的調查，掌握了這個公司壟斷經營和不少非法買賣的事實，把這些真相在省農會創辦的報紙上連續登出，終于扳倒了這隻省裡最大的“老虎”。
同一年，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卻敗在這“老虎”身上。
古鎮有一年發生了一件“海洋大案”——這是這裡的人們對人命案的說法，據說是有人光天化日在大街上開槍打死人，殺人者趁着混亂逃之夭夭，長時間未能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