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派則嚴肅得多，這個學派認為，超元曆史之所以大大越出了超元前人類曆史的軌迹，是由于超元社會的孩子心理所至。
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馮·施芬辛格所著《原細胞社會》，系統闡述了公元初沒有家庭的社會的獨特内涵；張豐雲所著的《無性世界》走得遠了一些，引起了一些争議，但其中對一個**還基本沒有出現的社會的分析還是很嚴肅很精辟的。
但我認為心理學派的基礎并不牢固，事實上，超元孩子的心理形态與公元世紀的孩子是完全不同的。
在某些方面，他們比公元孩子更幼稚，而在另一些方面，他們比公元大人都成熟。
超元曆史和孩子心理，誰造就誰，這是一個雞和蛋的問題。
還有一些嚴謹的學者，他們不屬于某個學派，但其超史研究的成果還是很有價值的。
比如Ａ·Ｇ·霍普金斯，其著作《班級社會》對孩子世界的政體進行了全面的研究，這本巨著受到了各種各樣的攻擊，但大多是出于意識形态原因而不是學術原因，考慮到本書所涉及的領域，這也不足為奇；山中惠子的《自己成長》和林明珠的《寒夜燭光》，是兩部超元教育史，雖然其中的情感因素都重了些，但仍不失其全面客觀的史料價值；曾雨林的巨著《重新歌唱》，以一種嚴謹而不失詩意的手法系統地研究了孩子世界的藝術，這也是超史研究中少有的既在學術界叫好又在媒體叫座的著作……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的價值還需經時間考驗，但他們的研究本身是嚴肅的，至少沒有出現過像《大如果》這樣的東西……
“一提到我導師，你總是不能冷靜。
”在旁邊看着我寫字的弗倫娜說。
我能冷靜嗎？她劉靜冷靜了嗎？我這本書還沒出，她就在媒體上冷嘲熱諷，說它“小說不像小說，紀實不像紀實，曆史不像曆史，不倫不類”。
這種用貶低别人來擡高自己的行徑，對超史研究中已經不太純淨的學術空氣肯定不會有什麼好的影響。
我這麼寫也是出于無奈。
曆史研究的前提是必須讓曆史冷卻下來，超元這三十多年的曆史冷卻下來了嗎？沒有。
我們都是這段曆史的親曆者，超新星爆發時的恐懼、公元鐘熄滅時的孤獨、糖城時代的迷茫、超新星戰争的慘烈，這一切都在我們的腦海中烙下深深的烙印。
在移居到這裡之前，我家住在一條鐵路旁，那時我每天晚上都被一個相同的噩夢折磨着，在夢中我在黑色的原野上奔跑，天地間響着一種可怖的聲音，像洪水、像地震、像大群的巨獸在吼叫，像空中的核彈在轟鳴。
有一天深夜，我終于從噩夢中驚醒，猛地砸開窗子，外面沒有星星沒有月亮，在玫瑰星雲照耀的大地上，緩緩行駛着一列夜行列車……在這種狀态下能從理論層面上研究曆史嗎？不能，我們缺少理論研究所必需的冷靜和疏離，對超元初曆史的理論研究需要等它與研究者拉開一段距離才能正常進行，這也許是下一代的事了。
對于我們這一代的超史研究者，隻能把曆史用白描方式寫下來，給後人留下一份從曆史親曆者和曆史研究者兩個角度對超元初曆史的記錄，我覺得現在在超元史學中能做的也僅此而已了。
但這并不容易。
我最初的設想是從一個普通人的視角去寫，對國家高層和世界進程用文摘插入的方式，這樣寫就更像小說了。
但我是一名史學研究者，不是文字家，我的文學水平還不足以做到從一滴水見大海，所以就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描寫國家高層，而把普通人的經曆細節用文摘插入表現。
當年的孩子領導人現在大多已離開了他們的崗位，這使他們有很多時間接受我的采訪，這就寫成了現在劉靜博士所說的“不倫不類”的書。
“爸爸爸爸，快出來呀，外面涼快下來了！”晶晶敲着窗玻璃喊，他的小臉兒緊貼在玻璃上，把小鼻子都擠扁了。
我看到遠處那些孤立的奇峰在紅色沙漠上投出了長長的影子，太陽要落了，當然涼下來了。
但我畢竟是一個史學家，還是忍不住要做自己該做的事。
現在對超史的研究集中在對幾個關鍵問題的争論上，這種争論還擴散到媒體上，越炒越熱，而嚴肅的超史研究者們對此發表的意見反而比一般人少，我借此機會把自己對超史研究中的幾個熱點問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