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楊嗣昌的督師，明朝政府在對農民起義的軍事上有了一些起色，暫時還居于優勢。
到崇祯十三年夏秋之間，将張獻忠和羅汝才為首的幾支農民軍逼到川東，四面圍堵，大部分已經投降，羅汝才也正在準備投降，被張獻忠及時阻止。
張獻忠為擺脫明軍壓力，拉着羅汝才奔往四川腹地。
李自成銷聲匿迹，不再為人注意。
然而這隻是局部的表面現象。
實際上，明朝政權從來沒有像在崇祯十三年夏秋間陷入全面的深刻危機。
從軍事上來看，十三年來崇祯一直陷于既要對付大規模農民起義，又要對付日趨強大的清朝的軍事壓力。
到了目前階段，四川戰事勝負未決，前途變化莫測，而山東、蘇北、皖北、河北南部、四川北部和河南、陝西各地，到處有農民戰争。
山東西部、南部和徐州一帶的農民大起義，嚴重威脅着明朝中央政權賴以生存的南北漕運①。
在山海關外，崇祯為防備清兵再次南下，催促洪承疇指揮十幾萬大軍向松山、杏山和塔山一帶進兵，謀解錦州之圍，但是軍心不齊，糧饷補給困難，幾乎等于是孤注一擲。
從财政經濟來看，長江以北的半個中國，尤其是黃河流域各省，由于長期戰亂，官軍紀律敗壞，燒殺淫掠，官府橫征暴斂，加上各種天災人禍，農業生産受到極大破壞，人民死亡流離，往往村落為墟，人煙斷絕。
到了十三年夏秋之間，不但黃河中下遊和淮河流域各省的旱災和蝗災特别慘重，而且朝廷所依賴的江南也發生了旱災和蝗災，蘇州府等地糧價飛漲，城市中發生了多起搶糧風潮。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的軍費開支反而增加，所以财政方面确實快到了山窮水盡地步。
軍事和财政經濟兩方面的嚴重危機，加深了朝廷上的政治危機，一方面表現為崇祯皇帝因借助軍饷問題同皇親、勳舊展開的明争暗鬥，另一方面因對拯救危亡的看法不同，崇須同一些朝臣發生直接交鋒。
①漕運－－明代将江南大米和其他物資從運河運往北京，稱為漕運，為朝廷生命所系。
對于當時明王朝所面臨的空前危機，皇親和勳；日這一個隻講究養尊處優的階層感受最淺，而在朝臣中卻有很多人比較清楚，有些人深為國事擔憂。
受全面危機的壓力最大的是崇祯皇帝。
現在他正在為克服這一可怕的危機而拼命掙紮，不過有時他還在幻想做一個“中興之主”，口頭上也時常這麼說。
盡管他不敢想，更不肯說有亡國可能，但這種深藏在心中的無限憂慮和時常泛起的悲觀情緒使他更變得剛愎任性，心狠手辣，決不允許任何朝臣批評和阻礙他的行事。
抄家的上谕下了以後，錦衣衛和東廠自然是雷厲風行，趁機發财。
住在京城的所有皇親、勳舊越發兔死狐悲，人人自危。
大地主官僚們也擔心将來輪到向他們借助，都覺得皇帝未免太任性行事。
但廷臣們都害怕皇上震怒，不敢進谏，隻是冷眼看這事将如何結局。
皇親們卻不能等待，趕快聯名上了一封奏疏，懇乞皇上開恩，念李國瑞已死獄中，停止抄家，使其子存善襲爵，以慰孝定太後在天之靈。
崇祯一向迷信鬼神，想到孝定太後，心中不免猶豫，打算借着十幾家皇親聯名上疏求情的機會趕快轉-，暫停抄家。
但過了半天，他想不出另外的措饷辦法，各地軍事形勢又逼得他坐立不安，想來想去，還是決定寸步不讓，非将這第一炮打響不可。
他在奏疏上用朱筆批“留中”二字，扔向一旁，心中歎息說：“唉，你們這班皇親國戚、勳舊世家，真是糊塗！你們的富貴自何而來？倘若朕的江山不保，你們不是也跟着家破人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又暗恨薛國觀，倘若不是他當時贊同向李國瑞頭上開刀，另外想一個籌饷辦法，何至于今日進退兩難！
又過三天，他正在乾清宮中發悶，秉筆太監王承恩送來了一疊文書。
他先看了幾封奏疏，都是攻擊楊嗣昌的，說了一些楊嗣昌的短處，認為他督師剿賊很難成功。
其中有詹事府少詹事黃道周的一封奏疏，措詞特别激烈。
他抨擊楊嗣昌加征練館，引薦陳新甲做兵部尚書是為暗中同滿洲議和準備，又攻擊楊嗣昌繼母死後沒有回原籍奔喪守孝，而是“奪情視事”。
崇祯看了前幾封奏疏已經很生氣，看了黃道周的奏疏更加憤怒，在心中恨恨地說：
“這個黃道周，才回京不久，竟敢上疏胡言，阻撓大計，博取清直敢言之名，殊為可惡！”
他沒有批語，也沒有心情再看别的奏疏，站起來來回走動，腳步特别沉重。
忽然，他忍不住歎口氣，說出一句話：
“朕的為國苦心，黃道周這班人何曾知道！”
黃道周和崇祯一樣，一心要維護搖搖欲倒的明朝江山，但是他堅決反對崇祯的幾項重大措施。
他不敢直接批評皇帝，隻好激烈地批評楊嗣昌的誤國。
他反對加征練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但中心目的是害怕朝廷為此而失盡人心，将廣大沒有造反的百姓逼迫到造反的路上。
崇祯為同意加征練饷的事，在去年已引起朝議嘩然，但這是出于形勢所迫，好比明知是一杯鸩酒，也隻好飲鸩止渴。
崇祯在心裡說：“你們這班朝臣，隻會放空炮，沒有一個人能想出更好的辦法！”關于同清朝秘密議和的事，崇祯最忌諱有人說出，而偏偏黃道周在疏中公然抨擊。
崇祯一直認為：滿洲人原是大明臣民，隻是到了萬曆中葉以後，因邊臣“撫馭”失策，才有努爾哈赤之叛，逐漸釀成近二十年來之禍。
如今同滿洲暗中議和實是萬不得已。
宋與金的曆史，對崇祯說來，殷鑒不遠，而他絕不願在臣民心目和後代史書中被看成是懦弱無能的君主。
自從前年由楊嗣昌和高起潛主持，開始暗中同清方議和，他就不許用“議和”一詞，隻許用“議撫”一詞。
黃道周在疏中直然不諱地批評楊嗣昌同滿洲議和，深深地刺傷了他這個自認為“天下共主”和“千古英主”的自尊心，何況他迫切希望趕快能夠同滿洲休兵罷戰，暫時擺脫兩面用兵的困境，以便專力圍剿農民起義軍。
這是他的至關重要的救急方略，不料黃道周竟然如此不達事理，不明白他的苦心！他看得很清楚，滿朝大臣中沒有一個人在做事幹練和通權達變上能夠比得上楊嗣昌的。
他不允許任何人借彈劾楊嗣昌的題目幹擾加征練饷和對滿方略，更不許在目前川、鄂一帶軍事勝利在望的關鍵時刻，有誰肆無忌憚地攻讦楊嗣昌，要将他趕下台去。
他回到禦案前重新坐下，又向黃道周的奏疏望了一眼，偏偏看到了抨擊楊嗣昌“奪情”的幾句話，不禁從鼻孔冷笑一聲，心中說：
“朕以孝治天下，這樣事何用你妄肆攻讦！自古大臣死了父母，因國事鞅掌，出于皇帝诏旨，不守三年之喪，‘奪情視事’或‘奪情起複’的例子，曆朝皆有，連盧象升也是‘奪情’！倘若楊嗣昌和陳新甲都去守三年之喪，你黃道周能夠代朕督師麼？能夠任兵部尚書麼？……可笑！”
他又從禦案上拿起來一封奏疏，是禮部主事吳昌時讦奏薛國觀納賄的事。
吳昌時原是行人司的一個行人，這行人是正九品的低級閑官兒，沒有什麼大的出息。
朝廷遇到頒行诏敕，冊封宗藩，慰問，祭祀，出使藩夷等事，派行人前往或參加。
去年，吳昌時趁着京官考選的機會，托人向薛國觀說情，要求幫助他升轉為吏科給事中。
薛國觀收下他的禮物，口頭答應幫忙，但心中很輕視他這個人。
考選結果，吳昌時升轉為禮部主事，大失所望。
吏部是一個熱衙門，全國官員的除授、調任、升遷、降職和罷免，都歸吏部職掌。
吏科結事中雖然按品級隻是從七品，卻在朝廷上較被重視，是所謂“言官”和侍從之臣，不但對吏部的工作有權監督，且對朝政有較多的發言機會，納賄、敲詐、勒索的機會較多，前程也寬。
禮部主事雖然是正六品，但禮部是個冷衙門，而主事是“部曹”，即事務官，所以反不如從七品的給事中受人重視。
吳昌時沒得到他所理想的職位，認為是薛國現出賣了他，懷恨在心，伺機發洩。
近來他風聞皇上因李國瑞的事對薛國觀心懷不滿，并且皇戚們同幾個大太監暗中合謀，要将薛國觀逐出朝廷，他認為時機到來，上疏揭發薛國觀的一件納賄的事，盡量誇大，進行報複。
崇祯正想借一個公開題目将薛國觀逐出内閣，看了這封彈章，不待審查清楚，也不待薛國觀自己奏辯，便決定從嚴處分。
他立刻提起朱筆，寫了一道手谕：
薛國觀身任首輔，貪讀營私，成何話說！着五府、九卿、科、道宮即這議處奏聞！
崇祯命一個太監立刻将手谕送出宮去，又繼續批閱文書。
有十來封奏疏都是畿輔、山東、河南、陝西、湖廣和江南各省地方官籲請減免錢糧和陳報災情的奏疏，其中有一本是畿輔和山東士民一千多人來到京城上的，痛陳這兩省地方連年災荒，加上清兵焚掠和官軍供應浩繁的情況。
他們說：“百姓生計，已瀕絕境；倘不速降皇恩，蠲免新舊征賦，杜絕苛派，撥款赈濟，則弱者輾轉死于道路，而強者勢将群起而走險，大亂将愈不堪收拾矣。
”崇祯看完了這個奏本，才知道畿輔和山東土民有千餘人來到京城上書，一時不知道應如何處理。
恰巧東廠提督太監曹化淳來乾清宮奏事，崇祯就向他問道：
“曹伴伴，畿輔和山東有千餘士民伏阙上書，你可知道？”
曹化淳躬身回奏：“奴婢知道。
這一千多士民在三天前已經陸續來京，第一次向通政司衙門遞本，因有的奏本不合格式，有的有違礙字句，通政司沒有收下。
他們重新聯名寫了一本，今日才送到禦前。
”
“都是真的良民麼？”
“東廠和錦衣衛偵事番子随時偵察，尚未見這些百姓們有何軌外言行。
他們白天有人在街上乞食，夜間就在前門外露宿街頭。
五城禦史與五城兵馬司随時派人盤查，亦未聞有不法之事。
”
崇祯向站在身邊伺候的秉筆太監王承恩問：“朕不是在幾個月前就降旨恩免山東和畿輔的錢糧了麼？”
秉筆太監回奏：“皇爺确實兔過兩省受災州、縣錢糧，不過他們的本上說‘黃紙雖免，白紙①猶催’。
看起來小民未蒙實惠。
”
①黃紙、白紙－－黃紙指皇帝诏書，白紙指地方官吏的文書、告示等。
崇祯不再問下去，揮手使曹化淳和王承恩退出。
他知道百姓們所奏的情形都是真的，然而他想：目前軍饷無着，如何能豁免征派？國庫如洗，如何有錢赈濟？他提起朱筆，遲疑一陣，在這個本上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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