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住進醫院的第一天夜間，仍然頑強地起床寫作。
我在困睡中，恍惚聽到撲通一聲而驚醒，看見父親躺在床邊的地上。
我一邊呼叫“怎麼啦！”一邊把他擡到病床上。
父親卻說：“我要起來寫《李自成》，寫不完對不起讀者。
”我一時語塞，無言勸慰，而禁不住淚流滿面。
還令人難忘的是，今年春節前夕，父親病情日趨加重，陳昌本等中國作協領導來家慰問，他在床榻前告訴父親，作協已決定将《李自成》作為十部優秀長篇小說之一向建國五十周年獻禮。
父親聽後欣慰地微笑了，吃力地、緩慢地低聲吐出六個字：“功勞是大家的。
”這是父親的肺腑之言。
因為在整整四十年的《李自成》創作歲月中，曾先後得到毛澤東。
鄧小這是平等中央和各級領導同志的巨大關懷和支持，一次又一次度過了艱難歲月，使《李自成》創作得以繼續下去，成為“十年浩劫”及其後百廢待興中最幸運的老作家。
同時，數十年來，父親也得到許許多多同志和朋友的熱情支持和鼎力幫助。
對此，父親也是念念不忘和衷心感謝的。
例如，1977年開始給父親做了八年助手的俞汝捷同志，為整理第三、四、五卷的口述錄音稿，付出了大量心血；父親生前助手許建輝同志，在父親病後為整理四、五卷書稿，保證按期出版，常常夜以繼日地工作；還有張葆辛、劉文田、賴雲峰、杜海波及姜曉燕等同志，也都先後或長或短地在父親身邊工作過，為《李自成》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在近半個世紀的歲月中，父親因為《李自成》與中國青年出版社結下了不解之緣，建立了作家與出版社非同尋常的親密關系。
尤其是擔任《李自成》第一卷責編的江曉天同志，第二、三卷責編的王維玲同志，在昔非今比的政治風暴不時驟起的年代裡，他們不顧個人安危與得失，與“右派”父親通力合作，度過無數個不眠之夜，而使《李自成》第一卷在1963年得以出版；在“四人幫”粉碎後的1976年冬和80年代初，通過艱辛勞動，又先後出版了第二、三卷。
父親患病後，李向晨和吳曉梅兩位同志繼而擔任了第四、五卷的責任編輯，經過三四百個日日夜夜，确保了四、五兩卷的如期和較高質量出版。
在四、五卷的編輯過程中，俞汝捷、陳浩增。
王維玲、周勃、胡德培等同志對四、五卷校樣進行仔細審讀，洪光義、李剛等同志幫助進行終校，這些同志也都為四、五卷的出版花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