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
伽利略當衆放棄人格，除了願意成為告密者的“保證”勢必與具體的生理威脅有關外，忏悔卻是确實的。
伽利略為什麼作這個選擇曆來各國思想界有過多次痛苦的讨論。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有一個令人費解的說法：伽利略“因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請求寬恕。
”
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在《伽利略傳》裡把這位科學家的忏悔寫成一個人格悖論，即他在科學上是巨人，在人格上卻并不偉大；但布萊希特認為也有别的多種可能，例如他的一位學生憑借着他所寫的一部著作證明，老師很可能是故意避開人生的直線在走一條曲線，因為沒有先前的忏悔就沒有後來的著作。
不管伽利略是自恃有理，還是故意走曲線，忏悔的後果總的說來是可怕的。
就個人而言，多年囚禁，終身監控，女兒先他九年而死，他後來又雙目失明，在徹底的黑暗中熬過了最後五年；就整體而言，誠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說，這個案件“結束了意大利的科學，科學在意大利曆經幾個世紀未能複蘇。
”
事情很大，但我總覺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潰與尼科利尼向他講了“雞群圍啄”的原理有關。
尼科利尼作為一個外交家雖然勘破塵世卻有自己廣闊的流轉空間，他不知道作為一個科學家的伽利略并沒有這種空間，一旦看穿便無法超拔。
既然友情如此虛假，他甯肯面對敵人，用一紙自辱的忏悔來懲罰背叛的“雞群”和失察的自己。
這相當于用污泥塗臉，求得寂寞與安靜。
他這樣做不是為了保存生命來繼續研究科學，而是故意讓自己作為社會人的一部分徹底死亡。
後來他又有了新的科學著作，隻是殘存生命的一種慣性動作。
正是這樣的事件，使我在歐洲期間不管到哪兒都放不過宗教裁判所。
看得多了，明白文藝複興雖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人”的問題，卻還遠沒有建立一個基本的人格環境，因此科學文化的近代化無從起步，即便出了伽利略這樣的人也無濟于事，這就給後代一批批人文主義大師提出了艱難的課題。
他們在人權和法制上所做的數百年努力，都是從宗教裁判所的反面行徑中起步。
那時候佛羅倫薩已不再耀眼，它隻是守護住了自己那些冤屈的兒子們的遺體遺物，靜靜地等待曆史返還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