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後人靜坐、靜讀的好地方。
緊靠着偉大的靈魂消閑半日，即便默默無語，也會使人們的生死觀變得更加健康。
可惜我們中國的殡葬文化缺少這種境界，常常使長眠者過于孤苦，或過于熱鬧。
擺格爾的美學，我曾研習和講授多年，但今天站在他的墓前，想得最多的倒是他的國家理念。
這是因為，我現在正旅行在榮辱交錯、分分合合的德國，有太多的信号天天從正面和反面誘發着這個話題。
歐洲長期以來實行教權合一，很多人隻知有教，不知有國。
大約從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争”開始，互相之間打得熱火朝天，打得教皇權威大損，打得人們重新要以“民族國家”的概念來謀求領土和主權。
國家因戰争而顯得重要，戰争由國家來證明理由。
“民族國家”的内涵，最早是由炮火硝煙來填充的。
經過拿破侖戰争，這一切都被描繪得更加濃烈，但當時在黑格爾的視野中，法國、英國、俄國都已經成為統一的主權國家，而他特别寄情的日耳曼民族居然還沒有。
這使他産生了一種焦灼，開始呼喚國家，并對國家注入一系列終極性的理念。
他認為國家是民族精神的現實化，因此應該享有最終決定的意志。
他甚至肯定普魯士是體現“絕對精神”的最好國家。
我在黑格爾墓前想到他的國家理念，也由于看到與他相鄰的是費希特。
對民族感情的直露表現，費希特更強過黑格爾。
拿破侖入侵普魯士，對他刺激極大，并由此确認德意志人的天職就是建立一個正義的強權國家。
這位哲學家已經按捺不住自己的社會責任，經常走出書齋和課堂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
費希特最典型的演講詞是：朋友，你胸中還存在着德意志的心髒嗎那就讓它跳動起來吧你身上還流動着德意志的熱血嗎那就讓它奔騰起來吧
記得早年在一本書上讀到，有一次費希特患病的夫人出現了危險的症狀，他本該留下侍候，但原先約定的一次重要演講來不及推掉了，隻得忍痛前往。
沒想到等他心急火燎地回來，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轉，他激動地流着眼淚與夫人擁抱親吻。
人們說，正是這種擁抱親吻使他傳染上了夫人的病，而且因此去世。
現在我看着他們夫妻倆的合葬墓想，世間多數廣場演講者的家裡，總有一位妻子等着，等得非常殷切，絕不會不等他回來就獨自離去；一次次等待，直等到長眠在一處。
他們無法預料的是，長眠在他們隔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