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黑格爾夫婦，黑格爾生前把費希特的激情演講凝煉成了國家學說。
這兩家的小小墓區所迸發過的情感和理念，曾對德國産生過巨大的負面作用。
尤其是費希特對于國家擴充欲望的肯定，黑格爾關于戰争是偉大純潔劑的說法，增添了普魯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
但總的說來，墓主對以後的災難沒有太大的責任，因為他們不能想象由此而生發的極端性行動。
費希特的老師是康德，但康德與他們有很大的不同。
康德終身靜居鄉裡，思維卻無比開闊。
他相信人類理性，斷定人類一定會克服反社會傾向而實現社會性，克服對抗而走向和諧，各個國家也會規範自己的行為，逐步建立良好的國際聯盟，最終建立世界意義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會”。
正是這種構想，成了後來歐洲統一運動的理論根據。
康德的世界藍圖沒有國界，結果他的居息地也就早早地劃出了德國。
其實“民族國家”觀念和“歐洲統一”觀念，看似抵牾，卻組成了近代歐洲政治哲學的悖論結構，兩者互為基礎，互為前提，相反相成，渦旋滾動。
目前看來，原先東歐一些國家，往往更側重于民族國家觀念，而歐洲的其它部分，則更側重于康德的理念。
我本人也更喜歡康德，喜歡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歡他隐藏在嚴密思維背後的遠見。
民族主權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歐洲的血火曆程早已證明，對此張揚過度必是人類的禍殃，而人類共同的文明原則，一定是最終的方向。
歐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這種立場。
我很注意康德提出的“反社會傾向”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接近于我們現在所說的“反人類”，而康德所說的社會就是人類有秩序的和諧組合。
在他心目中，用人類的整體理性來克服反社會狀态，遠比費希特強調的民族精神和黑格爾強調的國家學說重要。
事實早已證明，而且還将不斷證明，很多邪惡行為往往躲在“民族”和“國家”的旗幡後面，我們應該撩開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類、反社會、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龐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這件事上，不應有民族和國家的界限。
可惜，由于康德的學說太平靜，從來未曾引起社會激動。
這次我去不了康德家鄉，隻能在黑格爾的墓地擡起頭來，向那裡遙望。
但我已打聽清楚了去的路線，下次即使沒人帶路也能直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