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館是一個斜坡深處的堅固老樓。
在二樓上，我看到了他們的筆迹。
歌德的字斜得厲害，但整齊潇灑，像一片被大風吹伏了的柳枝。
席勒的字正常而略顯自由，我想應該是多數西方有纔華作家的習慣寫法。
最怪異的莫過于尼采，那麼狂放不羁的思想，手稿卻闆正、拘謹，像是一個木讷的抄寫者的筆觸。
歌德到魏瑪來是受到魏瑪公國卡爾·奧古斯特公爵的邀請，當時他隻有二十六歲。
德國在統一之前，分為很多小邦國，最多時達到二三百個。
這種狀态非常不利于經濟的發展、風氣的開化，但對文化卻未必是禍害。
有些邦國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鑒賞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納賢達、樹碑立傳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獲得一個安适的創作環境，留下佳績。
德國在統一之前湧現的驚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與此有關。
反之，面對統一的強權，帝國的夢幻，民族的迷思，卻很難有象樣的文化業績，更不待說在戰争狂熱的籠罩下了。
歌德在魏瑪創造的文化業績，遠遠超過魏瑪公爵的預想，尤其是他與席勒相遇之後。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學史上著名的“狂飙突進運動”主将，歌德以《少年維特之煩惱》，席勒以《強盜》，還有他們的其它作品，對封建意識形态表現出一種居高臨下的掃蕩氣勢。
他們的精神前輩，應該是那位現實身份低微而曆史地位崇高的萊辛。
歌德在《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特意讓主人公自殺前還在讀萊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瑪相遇之時，“狂飙突進運動”的鋒頭已經過去，而他們已在開創一個古典主義時代。
曆史将承認，德國古典主義的全盛時代，以他們的友誼為主要标志。
這三個人，構成了我們對德國文學起點性的印象。
他們幾乎都是哲學家，不僅深思，而且宏觀，有極高的學術素養。
這使他們的作品有一種罕見的終極沈思的品格。
這種品格有兩個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峋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