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萬彙的巨人化方向。
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後一個方向，萊辛、席勒兩者兼融，在後一個方向上卻沒有歌德那樣圓滿。
當然，這與歌德的優裕和高壽有關。
無論如何，德國文學以後濃郁的哲理素質，就這麼定下了。
看完歌德檔案館，我們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館坐了一會兒，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錯的臨街小樓，但與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遠了。
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關系。
就人生境遇而言，兩人始終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極盡榮華富貴，席勒時時陷于窘迫。
他們并不是一見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這種差距在兩顆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
這種警惕，對旁人是一種永久的隔閡，而對知音，卻是一種慎重的準備。
從種種迹象看，兩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中期。
席勒命苦，隻享受這份友情十年。
歌德比席勒年長十歲，但在席勒死後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懷念。
在他們交往期間，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聲幫助席勒，讓他搬到魏瑪來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後幫他買房，平日也不忘資助接濟，甚至細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幫助是具體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創作活動。
反過來，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纔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經被政務纏疲了的創作熱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
于是，這對友人，身居小城，開啟了歐洲文藝史上的一個時代。
他們已經很難分開，但還是分開了。
上天讓他們同時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後來又在病床上得知摯友亡故，泣不成聲。
席勒死時家境窮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屬的選擇，而是家屬的無奈。
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裡了。
沒想到二十年後教堂地下室清理，人們纔重新記起席勒遺骸的問題。
沒有明确标記，一切雜亂無章，哪一具是席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