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的尊重。
尊重别人正在從事的工作的正當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别人工作的不可幹擾性，因此不加注意；尊重别人工作時必然會固守的文明底線，因此不作提防。
這一切對他們來說已經習慣成自然。
他們可以與陌生人在野外事故中互相救助，在公共場所互相招呼，卻嚴守在各自的工作狀态下互不關注。
這确實與我們熟悉的許多人正恰相反，那些人無意于對别人的救助和招呼，卻對人家的工作有超常的關注。
問題是，既然在咖啡館自築氣場之牆，為什麼不利用家裡的自然之牆呢其實，他們的氣場之牆是半透明的。
他們并不是對周圍的一切無知無覺，隻不過已經把這種知覺泛化，泛化為對熱鬧人世的領會，對城市神韻的把握。
這種泛化的知覺構不成對他們的具體幹擾，卻對他們極其重要，無迹無形又有迹有形，幾乎成了他們城市文化活動的前提和背景。
這裡就出現了一種生态悖論：身居鬧市而自辟甯靜，固守自我而品嘗塵嚣，無異衆生而回歸一己，保持高貴而融入人潮。
這種生态悖論早已成為一種公約和默契，因此也不必擔懮市民來這裡探訪名家，形成圍觀。
但是，這種生态悖論又讓我們聯想到另一種與之完全倒逆的悖論。
中國文人曆來主張“宜散不宜聚”，初一看好像最講獨立，但是，雖散，卻遠遠窺探，雖散，卻單一趨同。
法國文人即便相隔三五步也不互相打量，中國文人即便迢迢千裡、素昧平生，也要探隐索微、如數家珍。
想到這裡，薩特和波娃經常來這裡的理由已經明白。
他們坐在這裡時的神态和心情，與這八位客人如出一轍。
于是，我懸念落地。
站起身來去上了一回廁所。
廁所極小，隻能容一個便器，牆上有一些塗畫，我想薩特曾無數遍地辨認過。
從廁所出來，我對導演劉璐打個招呼，便對着鏡頭說：“今天這兒除了我們，還有八位客人，我想說一說他們的工作狀态……”
有人提醒：“薩特薩特”
我說，我就是在講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