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印第安人。
他們似乎陷入了一種苦惱，還沒有想出好辦法；轉彎，還有幾個座位，那裡有一對年紀較輕的夫妻，或者是情人，在共同寫着什麼。
先是男的寫，女的微笑着在對面看，看着看着走到了男的背後，手搭在他肩上，再看。
她講了什麼話，男的便站起來，讓她坐下，請她寫。
她握筆凝思，就在這一刻，她似乎發現了我們，略有驚訝，看了一眼，便低頭去寫了。
重數一遍，不錯，一共八人，不僅絲毫沒受到我們幹擾，甚至我們要幹擾也幹擾不進。
他們的神态是，異香巨臭，無所聞也，山崩河溢，無所見也。
但他們不聾不盲，不愚不癡，侍者給他們加咖啡，總是立即敏感，謝得及時，眼神奕奕，面容雅靜。
這種情景，我們太不熟悉。
我對導演劉璐說，談話節目請稍等片刻，我要想想。
其實我哪裡在想談話。
我們早已習慣，不管站在何處，坐在哪裡，首先察看周圍形勢，注意身邊動靜，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否有特殊的眼神。
我們時刻準備着老友拍肩，朗聲寒暄；我們時刻準備着躲避注視，勸阻噪音；我們甚至，準備着觀看窗下無賴打鬥，廊上明星作态，聊以解悶。
因此，即使我們這批早已對拍攝現場失去興奮的人也無法想象别人對拍攝現場的徹底漠然、視而不見、形若無人。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開始有點明白。
也許，人們對周際環境的敏感，是另一些更大敏感的縮影。
而這些更大的敏感，則來自個體無法自立的傳統，來自對環境安全系數的較低估計。
這事說來話長，但呈現方式卻極具感性。
街邊路頭的平常景象是地域文化的深刻投影，越是平常越是深刻，今天就把我們自己也深刻在一種對比中了。
這八個人，自成四個氣場，每個氣場都是内向、自足的，因此就築成了一圈圈的“牆”———這個比喻薩特用過，還曾以此命題一個作品，但含義有所不同。
我們七八個人進來忙忙碌碌，其實也隻是增加了一個氣場而已。
他們可以如此地不關顧别人的存在，其實恰恰是對别人存在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