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呂赫是中國大陸地圖出版社的譯名，台灣譯成布魯日。
據比利時的朋友說，布呂赫更接近他們的發音。
在中世紀，它是著名的港口重鎮。
馬蹄石路，運河疏林，最高的是風車，最多的是城門。
白石樓房已成黑色，地窖窗口緊貼河岸，記憶着千年前的貨物裝卸、潮起潮平。
據說本來每家的小媳婦最愛坐在門口編織花邊，後來旅遊者多了，她們便躲進屋去，悄悄美麗又悄悄蒼老，留下一街安靜。
全城很少紅綠燈，卻有心照不宣的交通規則：行人第一，馬車第二，腳踏車第三，汽車最後。
那你就放心走去吧，笑看馬缰緩緩拉住，車輛恭敬讓行。
軀體是機械的上帝，軟弱是強硬的主人，在這裡，隻有人，纔是萬事萬物的紅燈。
由此，想到了與城市生态有關的一系列問題。
記得十幾年前讀西方幾位未來學家如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著作，知道人類在新的信息手段面前已不必群體聚集、當面交往，因此城市文明将漸漸流散開來，獲得個體化分解。
這種預言是以先進科技的普及為前提的，卻正恰契合我心底“文人宜散不宜聚”的陳年向往，因此深感欣慰。
但是，多少年過去了，信息手段的先進程度和普及程度已遠遠超出了預言家們的預言，但城市的個體化分解卻并沒有按照預言變成現實。
其實早在托夫勒他們預言之前，人們已經在多方抱怨現代化的大型城市。
人口擁擠、交通堵塞、空氣污染、費用高昂、犯罪頻繁，都是抱怨的内容。
反映在文化心态中，人們越來越多地詛咒鋼鐵水泥的森林和工業化的陷阱，暢想小橋流水的村野、隔窗笑語的鄰居。
贊美城市已成為一種庸俗，散居鄉村纔是一種時髦。
既然背離大城市是那樣必要，信息手段又使這種背離成為可能，那麼，為什麼這股潮流至今還沒有構成強勢西方講究實利估算，事實證明，居住在鄉村或郊區小鎮的費用，要比城市裡高。
背離城市是以汽車的存在為條件的，正是這個條件，使背離的人們要面對漫長的驅馳。
例如，夫妻很難保證在同一個郊區工作，孩子的教育和就業，隻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