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戰這樣是非分明的戰争比較好辦，第一次世界大戰分起來就有一點麻煩了。
如果分不清就說成是『狗咬狗”，那麼，多數古戰場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人的蹤影。
戰争雙方，如果沒有逾越人類公理的底線，那麼随着時間的推移，最後留下的隻有意志的比照、智謀的競賽、人格的對壘，成為永久的話由、寫作的題材。
《三國演義》裡的馬蹄硝煙，蘇東坡如此悠悠緬懷，羅貫中如此娓娓道來，隻因為那已是審美意義上的征戰。
滑鐵盧的戰事之所以與敦刻爾克大撤退、諾曼底登陸不同，是因為雙方都沒有逾越人類公理，因此一起成了後代的審美對象。
審美一旦開始，勝敗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人們投注的是人格視線，即便是匹馬夕陽、荒原獨吼，也會籠罩着悲劇美。
因此，拿破侖就有了超越威靈頓的巨大優勢，正好與勝敗相反。
審美心理曲線是一條長長的拋物線，以值得關注的奇異強勢作為起點。
人們關注拿破侖由來已久，尤其是他從放逐的小島上直奔巴黎搶回皇位的傳奇，即使不喜歡他的人也會聲聲驚歎。
滑鐵盧隻是那個漂亮行程的一個終點。
可憐威靈頓，雖然勝利，卻隻有點而沒有線。
誰有那麼好的視力去關注一個孤零零的點呢，因此難怪比利時的小學生不知道他，反而爬着他的勝利高坡，來懷念他的手下敗将。
其實豈止是今天的小學生，即便是戰事結束不久，即便不是法國人，大家說起滑鐵盧，也已經作為一個代表失敗的詞彙。
可見，人們都把拿破侖當作了主體，都不自覺地站到了他的一邊。
亞裡士多德說，詩比曆史更真實、更普遍。
他所說的詩，泛指美學行為。
滑鐵盧遺址中有一個房子是雨果構思《悲慘世界》的地方，那麼，詩中的滑鐵盧也擁有一個自己的指揮前沿。
雨果提起拿破侖時總是反複地念叨着“那個巨人”、“那個巨人”，其實發出這個聲音的也是巨人。
“那個巨人”不知道身後會有一個文化巨人對他那麼關注，這關注将把他隆重地送入另一部曆史，一代代觀者如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