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但對它的了解實在太少，因此一開始就有許多最淺顯的問題期期艾艾地提了出來，他一聽就笑了。
例如———問：你們有事幹嗎國與國，不是打仗就是談判，怎麼會想着打官司答：我們在這兒忙極了，堆滿了案件。
你看，積壓在手邊的就是幾十宗。
問：你們判決以後，那些敗訴的國家會遵照執行嗎答：幾十年來隻有一個例外，美國。
我們判它輸，但它不執行，事情遞交到安理會，它作為常任理事國投了否決票。
國際法院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這樣一來就沒辦法了。
由此開始，我們的問題越來越多，幾乎已經涉及到一切國際大事，但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種與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語言方式。
外交官囿于一國，卻旋轉着表裡兩層結構，看誰旋轉得漂亮，可謂腳盤固定而手法靈活。
而他則相反，除了法律和正義，沒有固定的國家立場，也沒有言談的手法，全然是一種國際式的平正，毫無修飾和諱避。
我們聽起來句句入耳，卻又有一點陌生。
就像過去一個大家族裡各個分立的門戶長年對峙，人們早已聽熟他們各自的立場，不知哪天突然來了一位“老娘舅”，他沒有立場，隻有規矩，大家一時有點吃驚。
他是一個國際公民，現在住在海牙，但要經常回上海省親。
以前他長期居住在上海，我問他住在上海何處，他說原來住在華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動遷了。
我們又問，既然經常回上海，會不會像剛纔與我們談的那樣，與國内法律界的朋友談談國際法律精神這位國際大法官淡淡地說：“我不善于交際，也不喜歡交際。
每次回上海，隻通知家人。
”
天天斡旋着國際間最纏人的麻煩事，卻明确聲言“不善于交際，也不喜歡交際”，這就突然讓我們明白，人們一般理解的“交際”，究竟是什麼含義。
我略微有點走神，思路飄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帶：踩踏着秋天的落葉，漫步着一位極普通的老人，誰也不知道他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