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并不繁榮，也不蕭條。
它的建築偏向于陳舊，卻又拿不出羅馬、巴黎那種把世界各國旅行者都能鎮住的著名古迹。
街道沒有英雄氣概，充滿了安适情調，卻又安适得相當嚴肅，這在歐洲其它城市不容易看到。
其它城市一安适就不會長久嚴肅，而嚴肅又總蘊藏着某種英雄氣概。
斯德哥爾摩的這種氣氛，呈現了瑞典人的政治選擇和經濟選擇，而現在，主要是經濟選擇。
瑞典的社會經濟體制不能代表歐洲，但它用有效的實踐體現了一條思路，不妨多看幾眼。
瑞典在曆史上也是戰火不斷、忽強忽弱，但從十九世紀初期開始，它獲得了專心進行經濟建設的大塊時間。
那年代世界上戎馬倥偬、喊殺陣陣，各種陳舊的文明和新興的文明都為榮譽、國土和橫财而耗盡元氣，隻有瑞典記住過去的教訓，一門心思發展工業，并進行了以民主、人權為核心的社會改革。
等到一百年過去，二十世紀初出現在世界眼前的瑞典已經是一個十分富裕的工業化強國。
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瑞典由于嚴守中立而幸免于難，這就使它進一步避開了世界上其它許多強國避不開的嚴重損耗，富裕發達的程度已是世界領先。
瑞典更引人注意的不是富裕發達，而是在這個基礎上推行了比較徹底的社會福利政策。
開始是為了在世界經濟蕭條的背景下救濟失業工人，扶持農村經濟，解決勞資糾紛，便以政府的力量擴展公共工程，管制對外貿易，廣泛發行公債，提高稅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
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不僅躲開了普遍蕭條的陰影，而且奇迹般地促進了經濟的全面發展，社會的空前安定，于是全國上下、各派政黨都首肯了這個社會經濟模式。
順着這條道路，瑞典漸漸建立起了一個被稱之為“從搖籃到墳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系統。
既實現了古往今來很多社會改革家夢寐以求的目标，又沒有付出社會動蕩和極權專制的慘重代價。
這不僅把鄰近的東歐、蘇聯比得十分狼狽，而且也超越了自由資本主義，于是引起世界矚目。
北歐的鄰國如丹麥、挪威則競相仿效，一時蔚成氣候。
但是，問題終究冒出來了。
就像一個家庭，家長認真治家，家産平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