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人人無須擔懮，看似敦睦祥和，令人羨慕，卻滋長了内在的惰性，減損了對外的活力，可謂合家安康而家道不振。
大凡平均主義常常掩蓋着某種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O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國營企業裡的高薪階層曾為抗議政府的平均主義政策而舉行了長達六星期的罷工。
高福利、高稅收所帶來的生産成本提高、競争能力降低、大批資金外流則以一種無聲的方式在天天發生。
更嚴重的是，社會福利的實際費用是一個難以控制的無底洞，直接導緻了赤字增大和通貨膨脹。
最後連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經濟獎委員會主席阿·林德貝克先生都歎息了：福利國家的體制帶來的是低效率。
除此之外，與現代高新科技脫節的傳統工業，本是瑞典的世紀性驕傲，卻轉眼成了它的世紀性包袱。
傳統工業的生産費用越來越高，國營企業的無效開支越來越大，結果效益倒退、失業增加。
失業有福利保證，但福利卻無法阻止頹勢。
應該有一批富有冒險精神的闖将來重整局面，但平均主義的體制又壓抑了這種可能。
于是，一場靜悄悄的衰退，暴露了瑞典社會經濟體制骨子裡的毛病。
幾十年前西方新聞界和經濟學界喜歡把瑞典的社會經濟體制說成是介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現在世界局勢發生變化，人們不再認為有設定這種中間道路的必要，但奇怪的是，瑞典仍然是一個坐标，大家企圖在它和美國之間找一條新的中間道路。
我想其間原因，就在于瑞典的社會經濟結構體現了一種對理性秩序、社會公平和公共道義的追求，而這一切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很容易失落。
瑞典做得過頭了，嘗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沒有這種追求，面臨的危機更大，而且這種危機将屬于整個西方世界，對此很多西方智者已有擔懮。
偶爾讀到美國《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學者寫的文章，很能代表這種思路。
他說，不管人們如何把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沒有一個西方國家願意在司法、國防、教育和通信業上全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也沒有一個正常的西方人願意生活在一個可以用金錢買賣法院判決、私人護照、無線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