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生化技術、飲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國家。
自由市場經濟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與西方文明的另一個支柱民主政治體制就有很尖銳的矛盾。
例如市場經濟重在人與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與人的平等；市場經濟重在人的使用價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權利；市場經濟重在流浪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市場經濟重在個體自由行為，民主政治重在少數服從多數；……阿塔利悲觀地預言，在這兩者的矛盾中，勝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場經濟，市場專制終究會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會公平、公共道義将難于留存。
但這樣一來，等于一個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廈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潰。
瑞典模式的衰微，更增加了這種悲觀情緒。
我覺得這位阿塔利顯然是把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之間的矛盾磨削得過于尖銳、對應得過于整齊了。
但是他對自由市場經濟所包含的内在悖論，表現出了一種清醒。
其實，自由市場經濟的危機并不在于遇到了民主政治，而在于它在今天必然導緻全球經濟一體化，從而造成對各種弱勢群落的不公，引發嚴重的沖突。
并非危言聳聽，現在，人類的自然生态和社會生态面臨着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危險處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規的制訂已不可拖延。
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最終驅動的發展活力，以民主政治體制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範圍内取得協調并一起面對危機？時至今日，各國熱衷的仍然是自身的發展速度，掩蓋了一系列潛在的全球性災難。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更值得我們關注。
更值得我們留心的，是經濟背後的文化理念。
北歐和德國的經濟學家們提出的以人類尊嚴和社會公平的标準來評價經濟關系原則，令人感動。
他們很有說服力地展現出這樣一系列邏輯關系：社會的安全靠人民的福利來實現，人民的福利靠經濟發展來實現，經濟發展靠市場競争來實現，市場競争靠正常秩序來實現，正常秩序靠社會保障來實現，社會保障靠公民義務來實現。
因此，财産必須體現于義務，自由必須體現于責任，這就是現代經濟的文化倫理。
其實，這已觸及到人類的終極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