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受到審判，審判官還是那個莫德。
隻有少數人依稀懷疑，作為事件起因的那件謀殺，捅進關鍵一刀的可能正是現在作為審判官的樣子出現的莫德。
審判是一場缺少是非的拉鋸戰，新的暴力又此起彼伏，而弗洛西則有意無意地坐了一條已經不适合航行的船出海，再也沒有消息。
其實在事态發展的前期，尼雅爾和弗洛西已經一再懮心忡忡地預言：“從此很難再有和平了。
”而事實上，他們所經曆的一切，已經透露出人們對于選擇暴力的猶豫。
例如，有一次阿爾庭大會開始的時候，尼雅爾在“法律石”上宣布進入法律訴訟程序，就有不少人說：“即使審理過的案子也沒有什麼結果，我們甯願用刀劍來表達要求。
”
尼雅爾立即反對，說：“你們千萬不要那樣，這塊土地如果沒有法律，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
這樣的宏觀判斷出自于一位見多識廣的長者，不能不使那些甯願用刀劍來表達要求的年輕人開始猶豫。
但是與此同時，人們對于選擇和平和法律也是猶豫的，而且有猶豫的理由。
你看沒過多久，這塊“法律石”邊上陳列出尼雅爾家族賠償弗洛西的一大堆白銀，精通法律的尼雅爾一時出于善意，又在這堆白銀上加添了一件絲綢長袍。
但他沒有想到，這個加添突破了判決的數字，使法律賠償突然具有了法律之外的賜予。
因此也就立即被弗洛西敏感到了，懷疑其中包含着羞辱，便拒絕賠償，抓起絲綢長袍狠狠一摔，開始采取法律之外的暴力行動，把舒緩的事态重新推向危機。
人們可以責怪尼雅爾的多此一舉，便更需關注的是，司法現場的心理氣氛為何如此脆弱？在我看來，這種脆弱，屬于一切剛剛走向秩序的強悍人群。
由于一時混淆了個人的善意和法律的嚴正之間的區别，智者尼雅爾付出了全家的生命代價。
他能逃生而不逃生，是因為覺得在兩個方面都見不得人：就老式榮譽而言，他已無力為自己的兒子們複仇；就新式榮譽而言，他也無力把法律重新從血泊中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