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上颠跑慣了也更多經見過大世面的人,一旦不得不把自己封閉在冷清的小院裡,那種寂寞和慌亂簡直是不可忍受的。
梆子老太關緊後門,又閉了街門,決心不複到村巷裡去走動,工分也不想掙了。
景榮老五出工去了,女兒早在四五年前婚嫁了,成了别人家裡的一位成員了。
兒子也在三年前娶下媳婦,因為婆媳關系不和睦,分家另過了,搬到村子東頭的新莊基上去了。
屋裡現在剩下她一個人,沒有一絲聲息,老鼠公然在大白天也敢于在屋裡穿遊。
透過窗戶,可以看見藍天上紋絲不動的白雲,伸到屋脊上空的綠色的樹梢,南坡上泛綠的梯田。
春天給自然界帶來了繁榮,給梆子老太帶來的卻是凄風苦雨啊!
可是,梆子老太畢竟生活在梆子井的村巷裡,無法把自己與世隔絕。
輕柔的帶着草木的清香氣息的春風,從窗孔和門縫裡吹進來了,街巷裡的說話聲,女人們的尖笑聲,男人們打渾罵俏的聲音,還是越過土打的圍牆,傳進小院裡來了。
她聽了心煩,煩一切人的一切聲音。
那架在樹杈上的大喇叭,把許多使她煩惱的消息傾瀉下來,梆子老太仍然不能求得一個心裡安靜的去處。
平反大會以後的整整三天裡,白天晚上,梆子井村的男女老少,掂着煙袋,抱着娃娃,趕到胡振武家裡去看望。
臨近村莊裡的熟人,也有不少男人們走進梆子井村來,端直朝胡振武家的門樓走去。
胡振武家遠遠近近的親戚,提着雞蛋和燒酒,也紛紛趕來慶賀了……
胡振漢兩口子,在搬進退賠的那三間瓦房的時候,居然在門口放了一長串鞭炮……
胡學文家來了兩位戴眼鏡的記者,說是他曾經發表過文章的那家報社專門派人來訪問,記者鼓勵他重新開始寫稿,文藝政策也放寬了……
平反會後的第三天,就有人給胡選生介紹下對象,把女方引來和胡選生見面了……
梆子井村的生活亂了腳步,變得沸沸揚揚的一番景象了,被柴禾垛子,糞堆和樹木充塞着的街巷,由蔥綠的小麥,棉苗和稻禾覆蓋着的田野裡,到處都議論紛紛,傳說着稀罕事。
梆子老太卻出不得街門了。
梆子老太百思不得其解,怪她的什麼呢?她錯在哪裡呢?難道不是“四清”工作隊隊長親自跑到她家裡,千方百計鼓勵她揭發出胡振漢的“四十一車紅苕”的事嗎?她當初記下這個數字的時候,不過是出于好奇,而決沒有想到後來去揭發。
她當貧協主任,難道不是衆人舉拳頭選舉的嗎?她當臨時領導小組組長,難道不是那兩位解放軍的命令嗎?讓她抓對階級敵人的鬥争,難道不是各級領導每一次會議布置的要求嗎?她從公社到地區逐步去“講用”,難道是她自己能決定的事嗎?現在,梆子井村的莊稼人,不管這些事情是誰布置她做的,而隻知鄙夷地朝她翻白眼了!
大隊會計花兒,尖着嗓子幾乎天天晚上在大喇叭上宣布通知,有縣上的,也有公社的,還有梆子井大隊自己開會的通知。
有的通知支書胡長海參加,有的通知剛剛被衆人擁上台的胡振武參加,獨獨沒有通知梆子老太參加的會議。
貧協主任被閑置下來了,梆子老太被各級政府遺忘了,冷落了。
十餘年來,她在縣、社兩級參加了多少次各種名稱的會議,會議多得她都開煩了。
現在,十天半月裡沒有她出去開會的一次機會,似乎于生活裡嚴重地缺少了什麼。
聽着别人去這裡那裡開會,她心裡很别扭,覺得自已被冷落到這樣的地步,簡直活不下去了。
她有一肚子想不通的問題,決計到公社去找黨委常書記問一問,現行的政策到底是啥政策?适逢花兒在當晚的廣播中,通知貧協主任到公社去開會,正好。
梆子老太早早來到公社,端直坐到公社小禮堂的前排靠背連椅上。
這是公社黨委常書記親自主持的會議,足見其重要了。
梆子老太不會寫字,就集中精力,努力去聽。
萬萬沒有料到,常書記宣讀的文件,竟然是在農村各級政權中取消貧下中農協會這個機構的内容。
文件說,以後再不提貧下中農這個說法,隻說社員……梆子老太耳朵裡嗚嗚嗚響,懷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
就是在這個小禮堂裡,常書記多少次強調過,要依靠貧農下中農,抓緊階級鬥争這根弦呀!他現在卻念着一份要取消貧協的文件,難道把他過去說過的話都忘記了嗎?
不管梆子老太想得通或想不通,常書記宣讀的文件,卻是省委鄭重其事發下來的。
常書記一邊念着文件,一邊作着解釋。
梆子老太心裡亂糟糟的,耳朵裡亂嗡嗡的,一句也聽不進去。
臨近坐着的幾個貧協幹部,叽叽咕咕在小聲議論,也是料想不到又不大想得通的話,夾雜着牢騷。
她似乎受到鼓舞,在常書記要大家讨論的時候,第一個開口發言了。
“毛主席說,沒有貧農,就沒有革命。
”梆子老太像受了委屈,委屈得幾乎要流淚了,口氣卻是怒沖沖地質問,“老人家去世了,說過的話也不算數了?”
“黃桂英同志很直爽,把自己想不通的話直言提出來,這很好嘛!”常書記不惱也不怒,笑嘻嘻地說(梆子老太簡直不能容忍這種不經心的輕松的笑),似乎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