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上颠跑慣了也更多經見過大世面的人，一旦不得不把自己封閉在冷清的小院裡，那種寂寞和慌亂簡直是不可忍受的。
梆子老太關緊後門，又閉了街門，決心不複到村巷裡去走動，工分也不想掙了。
景榮老五出工去了，女兒早在四五年前婚嫁了，成了别人家裡的一位成員了。
兒子也在三年前娶下媳婦，因為婆媳關系不和睦，分家另過了，搬到村子東頭的新莊基上去了。
屋裡現在剩下她一個人，沒有一絲聲息，老鼠公然在大白天也敢于在屋裡穿遊。
透過窗戶，可以看見藍天上紋絲不動的白雲，伸到屋脊上空的綠色的樹梢，南坡上泛綠的梯田。
春天給自然界帶來了繁榮，給梆子老太帶來的卻是凄風苦雨啊！
可是，梆子老太畢竟生活在梆子井的村巷裡，無法把自己與世隔絕。
輕柔的帶着草木的清香氣息的春風，從窗孔和門縫裡吹進來了，街巷裡的說話聲，女人們的尖笑聲，男人們打渾罵俏的聲音，還是越過土打的圍牆，傳進小院裡來了。
她聽了心煩，煩一切人的一切聲音。
那架在樹杈上的大喇叭，把許多使她煩惱的消息傾瀉下來，梆子老太仍然不能求得一個心裡安靜的去處。
平反大會以後的整整三天裡，白天晚上，梆子井村的男女老少，掂着煙袋，抱着娃娃，趕到胡振武家裡去看望。
臨近村莊裡的熟人，也有不少男人們走進梆子井村來，端直朝胡振武家的門樓走去。
胡振武家遠遠近近的親戚，提着雞蛋和燒酒，也紛紛趕來慶賀了……
胡振漢兩口子，在搬進退賠的那三間瓦房的時候，居然在門口放了一長串鞭炮……
胡學文家來了兩位戴眼鏡的記者，說是他曾經發表過文章的那家報社專門派人來訪問，記者鼓勵他重新開始寫稿，文藝政策也放寬了……
平反會後的第三天，就有人給胡選生介紹下對象，把女方引來和胡選生見面了……
梆子井村的生活亂了腳步，變得沸沸揚揚的一番景象了，被柴禾垛子，糞堆和樹木充塞着的街巷，由蔥綠的小麥，棉苗和稻禾覆蓋着的田野裡，到處都議論紛紛，傳說着稀罕事。
梆子老太卻出不得街門了。
梆子老太百思不得其解，怪她的什麼呢？她錯在哪裡呢？難道不是“四清”工作隊隊長親自跑到她家裡，千方百計鼓勵她揭發出胡振漢的“四十一車紅苕”的事嗎？她當初記下這個數字的時候，不過是出于好奇，而決沒有想到後來去揭發。
她當貧協主任，難道不是衆人舉拳頭選舉的嗎？她當臨時領導小組組長，難道不是那兩位解放軍的命令嗎？讓她抓對階級敵人的鬥争，難道不是各級領導每一次會議布置的要求嗎？她從公社到地區逐步去“講用”，難道是她自己能決定的事嗎？現在，梆子井村的莊稼人，不管這些事情是誰布置她做的，而隻知鄙夷地朝她翻白眼了！
大隊會計花兒，尖着嗓子幾乎天天晚上在大喇叭上宣布通知，有縣上的，也有公社的，還有梆子井大隊自己開會的通知。
有的通知支書胡長海參加，有的通知剛剛被衆人擁上台的胡振武參加，獨獨沒有通知梆子老太參加的會議。
貧協主任被閑置下來了，梆子老太被各級政府遺忘了，冷落了。
十餘年來，她在縣、社兩級參加了多少次各種名稱的會議，會議多得她都開煩了。
現在，十天半月裡沒有她出去開會的一次機會，似乎于生活裡嚴重地缺少了什麼。
聽着别人去這裡那裡開會，她心裡很别扭，覺得自已被冷落到這樣的地步，簡直活不下去了。
她有一肚子想不通的問題，決計到公社去找黨委常書記問一問，現行的政策到底是啥政策？适逢花兒在當晚的廣播中，通知貧協主任到公社去開會，正好。
梆子老太早早來到公社，端直坐到公社小禮堂的前排靠背連椅上。
這是公社黨委常書記親自主持的會議，足見其重要了。
梆子老太不會寫字，就集中精力，努力去聽。
萬萬沒有料到，常書記宣讀的文件，竟然是在農村各級政權中取消貧下中農協會這個機構的内容。
文件說，以後再不提貧下中農這個說法，隻說社員……梆子老太耳朵裡嗚嗚嗚響，懷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
就是在這個小禮堂裡，常書記多少次強調過，要依靠貧農下中農，抓緊階級鬥争這根弦呀！他現在卻念着一份要取消貧協的文件，難道把他過去說過的話都忘記了嗎？
不管梆子老太想得通或想不通，常書記宣讀的文件，卻是省委鄭重其事發下來的。
常書記一邊念着文件，一邊作着解釋。
梆子老太心裡亂糟糟的，耳朵裡亂嗡嗡的，一句也聽不進去。
臨近坐着的幾個貧協幹部，叽叽咕咕在小聲議論，也是料想不到又不大想得通的話，夾雜着牢騷。
她似乎受到鼓舞，在常書記要大家讨論的時候，第一個開口發言了。
“毛主席說，沒有貧農，就沒有革命。
”梆子老太像受了委屈，委屈得幾乎要流淚了，口氣卻是怒沖沖地質問，“老人家去世了，說過的話也不算數了？”
“黃桂英同志很直爽，把自己想不通的話直言提出來，這很好嘛！”常書記不惱也不怒，笑嘻嘻地說（梆子老太簡直不能容忍這種不經心的輕松的笑），似乎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