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這是結婚以後她對我的稱呼，而今我不是先生，是師範學校的學生了，她還那麼叫，聽來已經恍若隔世了。
“先生，你想用啥飯？”她在身後問。
“随便做點吃的。
”我說，聽見她又在問母親，究竟該做什麼飯。
我的答複反倒使她為難了。
母親總算點出清湯細面的食譜，她輕輕走出屋子去了。
我心裡清楚，她的言語和行為舉措，全是結婚後到我家裡養成的。
請人洗臉叫“擦臉”，洗手叫“淨手”，吃飯也說成“用飯”，全是我父親的家規。
這些我過去司空見慣的東西，現在聽來倒有一種好笑的味道了。
父親在燈下伸着脖子，瞅着我的衣服，我這才想到，我從家裡走出去時，穿的是一件藍袍，小包袱裡裝着一件備換的藍袍，頭上戴的是禮帽。
父親現在是第一眼看見我穿着的列甯服和頭上的八角帽子，就那麼狠看。
“你把藍袍換了？”父親問。
“換了。
”我心裡有點忐忑，父親會生氣嗎？“我是用藍袍……改的這身衣服。
”
“改了好！嗯，改了好！”父親笑着點頭說，“而今先生不興穿袍子了。
”
我的心裡高興了，父親也在随着生活的變化而變化，我坐在炕邊上，和父親聊起家常。
在我離家的半年裡，家庭分化瓦解了。
父親很傷心，說人心不古了，民風不樸了，連我的兩位伯父也在家庭内部搗他的鬼。
土改時，兄弟三人感激涕零地抱着我爺爺的神匣兒哭笑一場之後，看看再無什麼風險，政府一股勁鼓勵莊稼人發展生産，二位伯父把爺爺死時留下的遺囑統忘記了，要買牛，要置地，要增蓋房屋，再不聽父親的指揮了，把爺爺确立的我父親的主事位置不當一回事了。
争論時有發生，矛盾難以掩蓋，終于分化瓦解了。
“鼠目寸光！”父親簡單地給我叙述完這種變故，不屑地說，“你大伯、二伯，全是鼠目寸光！”
我一時弄不清家庭裡的誰是誰非，不好摻言，也覺得沒有多少意思，既然過不下去，各家過各家的日月，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不管怎樣，你該去給大伯、二伯問安。
”父親說，“家裡分家歸家裡，你在外邊讀書，全當過去在一起過那個樣子，該走的路要走到，該行的禮要行全，不要跟這些人一般見識。
”
我點點頭，就去看大伯。
大伯住在上房東邊裡屋，正在吃晚飯，放下筷子，忙讓我坐。
一句關于家庭矛盾的話也不提，隻是誇贊我出息了，完全像個新社會的幹部的模樣了。
“這新社會真是好！”大伯說，“國民黨的官人一進村，吓得百姓雞飛狗跳牆，躲的躲了，跑的跑了，跑得丢了鞋子也不敢拾！而今共産黨的幹部一進村，老百姓一呼啦就圍上了，胡拉亂偏，到飯時争着往屋裡拉……我的天，那天正在碾子上說閑話，老楊同志順手從我嘴裡拔下煙袋，塞到嘴裡就抽！你看看而今的公家幹部多親……”
我也很感動。
解放初期，受慣了國民黨官匪欺壓的老百姓，對共産黨幹部的作風最敏感，談論也最多，我雖已不驚奇，卻仍然很感動。
“好好念書，日後好好幹工作。
”伯父說，“你能在外邊幹事，咱徐家人都光彩！”
我告别大伯父，又走進二伯父的屋門。
二伯父正在給牲口拌草，扔下攪草棍子，把我引到他住的廂房裡：“屋裡地方窄，沒處坐，你坐炕邊上。
”
“你走時咱是一家，回來變成三家了。
”二伯父笑着。
這樣毫不掩飾地說出分家的現實，反倒使我覺得實在。
他笑着說，“天下水朝東流，弟兄們再好難到頭。
我看呢，分了也好，免得好多麻煩。
誰有啥本事誰就成自家的精去！”
我與二伯的想法很接近，就笑着贊同他。
“二伯一輩子說話不會拐彎。
”二伯直着脖子說，“你爸過去管家還管得住。
而今管不住了，咋哩？新社會了嘛！他在家裡想當家作主哩，人家公家幹部大講大唱男女平等哩！所以，過去你爸在屋裡說話，沒人不服，而今就不服了！惹得他自己也是一肚子氣……我說分了好！”
“分了好！”我附合二伯說，“我爸那些管家的規矩，肯定行不通了，越往後越行不通。
”
“對！大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