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右派。
詳細告訴你我怎麼當了右派的細枝末梢意思不大。
不過，于今想起來我隻覺得我當時太傻了！
僅僅隻是因為一句話，我說了校長一句“好大喜功”的話，卻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價——生命的代價呀！
我真是太傻了！那年暑假，縣裡把小學教師集中在縣一中裡“鳴放”時，當時報紙上已經對右派進行反擊了，我是抱着反擊右派的決心去參戰的，結果自已被弄成了右派。
我們學校新提拔的校長，就是我在師範進修時的同班同學劉建國，我倆一同分配到縣西的牛王砭小學，他在速成二班當班長時，已經是學校裡為數不多的幾個學生黨員之一。
畢業後工作了一年就轉正為正式黨員了，第二年就提拔為牛王砭小學的校長。
他鼓勵我要大鳴大放，要起帶頭作用。
我很信任他，不僅因為他是我的老同學，重要的是他是我的入黨介紹人。
我經他介紹，已經獲得通過，正在預備期經受考驗，他的話我是完全信賴不惑的。
我除了猛烈地反擊儲安平對新社會的污蔑之外，對改進我們學校的工作也鳴放了一些意見，說校長劉建國有些好大喜功的話，就是那些意見中最尖銳的一條，禍就從此惹下了。
我現在也搞不清這是不是劉建國對我設下的圈套？他當時鼓勵我“鳴放”是十分真誠的，說我們不僅是老同學，而且是在同一個崗位上戰鬥，應該把珍貴的禮物——意見，直言不諱他講出來，幫助他改進牛王砭小學的領導工作，這不僅是老同學的關系，而且是對我的重要考驗，我信下了。
我和他在速成二班進修時，同學們對他在政治上的堅定，工作上的積極表現，沒有不佩服的，隻是有點好大喜功，這影響了他在同學中的威信。
到牛王魔小學工作以後，尤其是在他當了校長以後的半年中，教師們私下的議論就很明顯了，主要還是這一點毛病。
我曾經不隻一次在和他的閑聊中給他提示過，他也不反感。
可是，當我在“鳴放”大會上正式當作一條意見講出來以後，居然變成了“攻擊黨的領導”！
劉建國找我談話，說他冒着風險替我辯解，領導小組才将我定為“中右”，要是擱在其他人身上，有十個我就會定成十個“極右”了。
我沒有被發落到農場去勞改，而是仍回原單位接受監督改造。
我重新回到牛王砭小學的時候，這所我十分喜歡的小學對我來說變得陌生了，我的預備黨員被取消了。
我也不能再任高年級畢業班的班主任，而是代一些“地理”、“自然常識”之類的副課。
沒有多久，任何課也不能帶了，讓我打鈴，燒開水，掃院子，完全變成工友了。
世界上的許多事，都是第一次留給人的印象最深刻，三五次以至數年累月以後，就習以為常了。
我第一次牽着麻繩撞擊吊在學校院中那棵槐樹上的銅鈴的時候，看着一個個男女教師走出辦公室，端着教案和粉筆盒走向教室的時候，我想應該立即去自殺！當工友還有一件重要職責，每天給校長和教務主任送三次開水，教員們的開水是自己到開水房裡去打。
我第一次給校長劉建國送開水的時候，提着水壺，站在門外，又想到了自殺！我硬着頭皮推開門，他從辦公桌上擰過頭來，也有點不好意思，慌忙站起，接住我的水壺，說：“我的水……你甭送了！”我的心裡感到一種被知的委曲，真想痛哭一場。
當我再送去開水的時候，我也自然了，他也自然了，随後就一切都習以為常了，甚至我推開門，放下水壺，直到走出門，他連頭都不擡起來。
小學校設備簡陋，沒有餐廳。
我打過吃飯的鈴聲，教員們就到小竈房裡買了飯，圍成一個圓圈，蹲在院子裡吃飯。
這個時候，是學校裡教師們之間最活躍的時刻，一邊吃一邊聊，盡是各班學生中的洋相和趣聞。
我沒有勇氣再和大家蹲到一起去渡過這輕松愉快的時刻，我總是等那些熟悉的說笑的聲音消失以後，才拉開門，端上碗，到小竈房裡去吃最後一份飯，好在炊事員楊師傅總不會忘記我。
當我端着已經不那麼熱乎的飯菜走回自己的住屋的時候，我又想到了應該自殺！
我能得到的唯一安慰，是田芳留給我的那件信物。
我晚上打過熄燈鈴之後，躺在我的小住房裡，爬在枕頭上，就摸出那個繡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