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糧食，統統掌管在自己手中，一家人吃飯的稀稠和粗細糧搭配，由老婆婆一日三頓嚴格控制，上房裡屋的腳地，靠東牆擺着四個齊胸高的粗瓷大甕，靠南牆和西牆擺着兩隻可牆長的大闆櫃，全部裝着小麥，玉米則盤壘在後院的椿樹和榆樹的樹杆上。
據說每天晚上脫鞋上炕以前，老公公像檢閱士兵的總統一樣，要揭起每一隻瓷甕的凸形蓋子，打開木櫃上的鎖子，看看那些小麥，在後院的玉米壘成的塔下轉一圈。
不過她沒有發現過，許是村裡人的戲谑之言。
她确實看見過老公公賣糧的事，那是夏收前的青黃不接的困三二月，入睡定時光，屋裡院裡一陣自行車鍊條的雜亂響聲之後，悄悄地灌了小麥，又灌了包谷，那些陌生人的自行車貨架上搭着裝得圓滾滾的糧食口袋，魚貫地從院子推出街門去了。
她爬在窗台上，約略數出來，十一口袋。
她明白，目下糧食交易的市價，小麥賣到六毛，包谷賣到二毛七八，各按一半算，也有五百多塊。
這時候，建峰從裡屋回到廈屋，頭發上和肩頭撲落着一層翻弄糧食的細沫塵土。
老公公做得詭，一次瞧準時機，把全部要賣的糧食一次賣掉，神鬼不知。
不像村裡一般莊稼人，見了買主就想賣，一百也賣，二百也賣，反顯得惹眼。
每年的這一筆重大收入，壓在婆婆的箱子底兒，難得再出世。
另一筆較為重要的收入，就是養豬。
政府禁止社員養羊、養牛、養蜂，視為資本主義的“尾巴”，隻允許養豬。
毛主席“關于養豬的一封信”，用套紅的黃色道林紙印出來，家家戶戶屋内都貼着一份，是縣上統一發下來的。
老公公從地裡回到屋裡，扔下家具，就蹲到豬圈口的半截碌碡上，點燃旱煙袋，欣賞那頭黑克郎，直到交給公社生豬收購站，裝着七八十塊錢回來，再愈加耐心地侍候那隻兩作長的小豬崽。
第三筆重要收入，是大哥的工資。
聽說大哥的工資是三十九元，每月七日開支以後，必定在開支後的那個星期六回家來交給老公公，然後再由老公公返還給他十九元，作為夥食費和零用錢，抽煙，買香皂或牙膏一類零碎花銷。
老公公留下二十元，做為全家統籌安排的進項。
老公公禁止兒子回家來買任何孝順他老倆口子的吃食，一來是家大人多，買少了吃不過來，買多了花銷不起，于是在家裡就形成一種大家都能忍受的規矩，無論誰走城上鎮回來，一律都不買什麼吃食，大哥二哥的娃娃自然也不存任何僥幸。
屋裡院裡從早到晚，從春到夏，都顯得冷寂寂的，沒有任何能掀起一點歡悅氣氛的大事小事。
大嫂和二嫂，漸漸在她跟前開始互相揭短。
二嫂說，這個屋裡，大嫂一家頂占便宜了。
大嫂一家五口，四口在呂家堡吃糧，每年的口糧款幾近三百，而大嫂做不下二百個勞動日，值不到一百塊，大哥交的二百來塊錢，其實剛剛扣住自己家室的口糧，誰也沒沾上大哥的什麼好處，老公公明明知道這筆帳該怎麼算，還是器重大哥，心眼偏了。
二嫂還說，大哥最精了，小學校教員的夥食，月月沒超過十塊，而給老公公報說十五塊，一月有九塊的賺頭了。
二嫂說他們兩口子最吃虧了，倆人一年掙五六百個勞動日，少說也值三百元，而四個人的口糧不到三百元，算來剛好扣住，而六百個勞動日秋夏兩季可帶的小麥和包谷就有六百斤，六百斤小麥和包谷黑市賣多少錢？老公公心裡明白這筆帳怎麼算着，卻不吭聲，老也不記者二的好處。
二嫂這樣算，大嫂卻有自己的算盤。
大嫂說，二哥訂娶二嫂的七八百塊錢，全是她的男人的錢，老二不記大哥的好處，有了媳婦就忘了拉光棍的難受，反倒算計起大哥了，跟着二嫂一坡滾！大嫂說，老二人倒老實，淨是二媳婦鬼精。
老二有木匠手藝，跟隊裡的副業組在城裡十八号信箱做工，每月五十七塊錢，給隊裡交四十塊，計三十個勞動日，留十七塊夥食錢，而實際上連五塊錢也用不了。
咋哩？民工自己起夥，糧由家裡拿，自己隻買點鹽醋就行了，十七塊夥食費都給自家省下了。
更有叫人想不到的事，民工利用星期天或晚上加班，掙下錢就是自己的，不交隊裡，也沒見老二給老公公交過。
二嫂摟下的私房錢誰也摸不清，淨是苦了她的老大，被老公公卡得死死的，每月上交二十塊，一年到頭也買不起一件新制服，她的男人是小學校裡的教員中穿戴最破爛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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