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交流思想和感情。
打鈴上課，下課又開會，晚上還得備寫教案，批改作業。
啰嗦！太啰嗦！使人無法集中心思……”
“當然……是啰嗦一些，可也有好的一面哩！”我說，“有禮拜，又有寒暑假……”
“我甯願在生産隊裡勞動，也不想幹我不喜歡的工作。
”他不為我說的那些教學的優惠待遇而動心，“生産隊裡，其實也自由着哩！我急着要寫一篇稿子，就不出工了，反正生産隊的工分不愁沒人掙，隊長才不計較哩！學校就不行了。
缺一節課也得請假……關鍵是生産隊裡沒人管我，學校對教員管得太死太嚴，我這個人哪……就怕有人整天在我屁股後頭嗡嗡！”
“據說給民辦中學的教員訂下三十塊工資。
”我說，“有這點收入，我們可以買點書，買點稿紙，也能……買一盒煙抽了……”
“哈呀！我可不為五鬥米折腰……”
我這時就說不出話了。
我的家境，似乎比他的已經很困難的經濟狀況還要糟，我得折腰去掙那三十塊錢的月薪。
我不能忘記，為了去市裡聽那一場文學講座，我怎樣難為情地向父親提出了要一塊錢的盤費。
我已經二十出頭了，我不能再為一塊錢向父親張口，我甯願去做那種其實我也不大喜歡的教師的職業。
“你願意教學，你就考去。
”他說，“我要在農村紮根一輩子！當然，我不是像邢燕子那樣紮根農村，我是為了文學，為了我追求的文學事業，同樣要紮根。
”
“民辦中學是公社辦的，也沒脫離農村嘛！”我聽到關于紮根的話，忍不住申辯我的見解，“在農村的民辦中學工作，接觸的生活面更寬了，比在自家門口能更多的見識世面……”
“柳青在皇甫村住下快十年了，寫下了史詩。
王汶石在渭北，聽說在一個村子裡，挨家挨戶座談訪問，你看他寫的那些短篇，絕了！我現在下定決心，有三個規劃——”惠暢最近的思想活動，顯然已經因為《小河秋高》的發表而大大地受到鼓舞，有了更大更遠的考慮，“第一，我今年冬天，對我們村的社員，挨家挨戶調查研究，給每一個家庭都寫一部家史，一來配合團支部的階級教育活動，二來我可以深刻了解農民和農村。
說真的，我雖然生在這個村，人都認識，可不大了解他們，尤其是解放前的生活……”
不管他不願意教學多麼使我喪氣，也不管他不為五鬥米折腰的說法使我多少有點不愉快，而他的這種為進一步發展創作的紮實的打算，卻不能不使我佩服。
是啊，我和他一樣，解放那年進學堂，直到畢業返鄉回到家中，對農村的實際有多少了解呢？對生活在一個村子裡的百餘戶農家裡的種種人，過去和現在，能知道多少一點呢？在讀了《創業史》和王汶石的短篇小說之後，我已經深切地知道自己對農村的所知所感是多麼浮皮潦草！而惠暢的這種打算也正切合我的思索，就深表贊成：“這當然……非常好了！非常有必要！”
“第二，培養我的夫人。
”他笑着說，“從長遠考慮；光叫她縫衣做飯不行呀！我已經給她制定了三年學習計劃，從認字開始，三年内閱讀五十至一百本小說。
每天寫一頁大字，一頁小楷，練習書法，将來好給我幫忙。
計劃已經開始實行，秀花，把你寫的大字拿出來，讓我們欣賞……”
秀花從針線上擡起頭，紅了臉，嗔愛地呀着嘴，腼腆地又是幸福地笑笑，說：“見不得人……我才學，你胡吹啥嘛！”
他卻不以為然，從桌上翻出一本用黑麻紙裝訂的本子，那上面布滿秀花的歪歪扭扭的墨迹。
我知道那是一個讀過小學四年級的農家媳婦的筆迹，鼓勵是自然的。
我從這兩項計劃裡，已經感覺到惠暢的那種強大的心勁了，一個月薪三十元的民辦教師的工作，怎麼能與這樣強大的心勁去抗衡呢？
“昨天接到《春雨》雜志一封信，我的那個《播種記》，他們準備采用。
”惠暢說得很平靜，像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更沒有第一次發表《小河秋高》時的狂熱了。
他笑着，像是鼓勵我，“他們讓我修改一下，提出的意見基本跟你相同，我倒佩服你的欣賞能力，那回你對《小河秋高》的意見，我沒同意，結果省報發表時，把那一段删了！你看毛病看得很準……”
他的創作上的順利進展，倒促使我想盡早地離開村子，希望到那個民辦中學去教學。
他已經跨上第一級台階，正信心百倍地向前闊步進發。
我依然信心不足，我不知我這一輩子能否發出一篇作品來。
我并不懼怕農村裡的沉重的體力勞動，我的比惠暢還要強壯的體格完全可以适應農村裡最繁重的農活。
我盤算在教學之餘，一定會有更多的剩餘精力，從事讀書和寫作……我決計去投考民辦教師。
他送我到村口，水泉邊是我們分手的老地方，似乎帶着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