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幹部薛志良坐在王書記對面的椅子上，眼睛瞅着寫得密密麻麻的工作手冊，彙報完縣上關于招工工作的詳盡安排後，擡起頭來，看見坐在床鋪與辦公桌成直角交叉地方的王書記，右手手掌托着腮幫，胳膊肘撐在桌子角上，睡着了。
唔！他大概沒聽進去幾句。
老薛輕輕歎口氣，心裡很不是滋味。
就此走掉呢，不好；不走吧，又不好意思叫醒他的領導者。
為難的當兒，他卻無聊地觀察起全社一萬多人口的最高領導者來：頭上的帶耳扇的舊棉布帽歪了，身上的衣服皺折裡，藏着灰塵，兩隻腳上，黃泥巴糊住了手工制作的棉鞋的多半個鞋面。
他睡得挺香，嘴唇噘着，失修的稀稀落落的胡須又亂又長，挨近五十的中年人的長臉上，顯示着疲勞和困頓。
老薛忽然同情起自己的領導人來，他整天奔跑在公社所屬的二十幾個大隊裡，十多個新老社辦企業裡，幫助他的下屬們解決許多棘手的問題，夜裡總是熬眼吧！老薛原諒領導者不禮貌的行為了，無可奈何地又歎一口氣。
這時候，王書記醒來了。
“嘿呀！”王書記抱歉地笑笑，眼白裡罩着一層粉紅色絲膜。
老薛也笑笑，表示諒解。
王書記站起身，扯下毛巾，在洗臉盆裡蘸上水，狠勁擦拭着臉，一邊問：“主要精神是啥？用三、五句話說。
”
薛志良沉吟一下，企圖把本本上記了六七頁的記錄，高度概括出來，他說：“縣上要求，這次招工，所分配的名額，全部下到隊裡，公社不許半路攔截扣留一個名額，就是不準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走後門。
粉碎‘四人幫’了……”
“嗯！”王書記點一下頭，又問，“給咱分了多少名額？”
“四十。
”薛志良回答，“知青二十五，農青十五。
”
“縣上具體怎樣安排？”王書記問。
“先用一周時間宣傳，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第二周把名額下到大隊，定下人選報回公社；第三周政審、體檢；第四周報縣待批。
前後一月，不準拖延。
”薛志良說。
“好！”王書記說，“你給咱提一個具體方案，周一晚上開革委會例會時讨論，通過了就辦。
”
薛志良點點頭。
“多年沒招工了，問題肯定多！”王書記說，“工作做紮實，争取甭出問題。
”
“縣上領導再三叮囑的，也就是這意思！”薛志良說，“就怕各種‘關系’幹擾……”
“甭怕！幹擾是肯定的。
”王書記說，“關鍵是咱倆，我是這兒的一把手，你是具體辦事人，矛盾肯定會集中到咱倆頭上。
咱倆撐硬，把杆杆兒撐端立直，事好辦！”
“我保險！”薛志良笑着保證說，滿有信心地走出了王書記的房子。
薛志良用一塊紅紙寫了“招工辦公室”幾個字，貼在門外的磚牆上，以免來訪者亂敲冒推别人的門闆，影響其他同志工作。
然後坐在辦公桌前，攤開紙，起草方案。
一陣汽車輪軋軋地響進院子，接着聽見車門開關的嘭啪聲；再接着，他的門被推開了。
“玉生在不在？”來人穿着呢大衣，站在門口問。
在薛志良的記憶裡，人們對王玉生的習慣稱呼是“王書記”。
他在公社當民政幹部五六年裡，幾乎沒有聽過直呼其名而連姓也不帶的聲音，這是大人對小孩那種既藐視又親切的口氣。
“在！”薛志良立即站起，走出門，把來客引到王書記房門口，推開門：“王書記，有人找！”
王書記正和辦公室的秘書談什麼，轉過頭，辨認着來人。
“玉生！你在這兒獨霸一方！好難找哇！”來人嘻嘻哈哈說。
王書記醒悟似地慌忙站起，迎到門口，驚喜地笑着：“啊呀！老關！想不到是你，到俺這山溝野窪裡來……”
“山裡有神舍藥，求者不遠千裡……”
薛志良走回自己的房子來，看着小院裡蛋青色的小轎車，那玩藝兒停在泥土地上，顯得特别耀眼。
縣委和地委領導來公社檢查生産和工作時，總是坐吉普。
看派勢，聽口氣，來人非同一般。
大約一小時光景，王書記走進門來，坐在老薛對面的椅子上，皺着眉頭，一臉難色，抱怨說：“難弄！事情真個難弄！”
薛志良大約能猜摸出幾成，問：“怎咧？”
“嗨呀！你猜那是誰？咱的老上級，現在在市裡當什麼部長。
”王書記說，“來幹啥？開後門來了！”
“噢！”薛志良證實自己猜得不錯。
老領導一來先翻老賬：“我在縣上那陣兒，到你們村見你頭一面，你小夥兒下雪天穿着單褲，光腳片穿着爛鞋，我當時叫人給你先解決了一身棉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