隊長了。
緊張繁忙的三秋管理季節，玉米要鋤草，谷子要薅苗，紅薯要翻蔓兒，棉花要打杈，接着就要施肥。
化肥供應少得可憐，我正發愁這二百多畝秋田，真會成了衛生田哩！天又旱得秋苗發蔫。
社員們思想散裡散夥，大概對我并不抱什麼希望吧！我急得東跑西颠，眼也紅了，聲也啞了。
聽說夜晚澆地的人把水放到地裡，任水亂流，自己在渠岸上睡覺，我忍不住發火了，說了不少難聽話，仍不抵事！
老支書給我把參謀還沒找妥，就到公社參加什麼學習班去了。
我自己找了幾個老農商量，有的說這樣辦，有的說那麼幹，有的幹脆什麼也不說——怕我把三隊搞爛了，他們要落話把兒。
“纏馬，快到公社找志德去！趁早把事卸了！”媽媽說，“再幹下去，怕……”
“哼呀！你當那個隊長好當？那不是搶籃球！”爸爸教訓我說，“一百幾十号勞力，二百多畝莊稼，那是鬧着耍的？你，本事不大膽子大！”
我吃着飯，聽着媽媽擔心的勸說，爸爸的訓戒，心一橫：吃罷飯，上公社，找支書，不幹咧——确實不幹了呀！
主意一定，我趕緊吃飯。
不料，一擡頭，富農分子田學厚站在當面。
奇怪，他找我能有什麼事呢？
我問：“你有啥事？”
他答：“我來交思想改造彙報材料。
”
噢，我記起了。
按照馬隊長春天給隊裡嚴格立下的制度規定，四類分子每月逢十，三次向生産隊長兼治安員彙報，月底給大隊彙報，一季度末，向公社派出所彙報一次。
今天逢十，我倒忘了。
我說：“你先拿着，我明天就不是隊長咧！”
他說：“我得按時交，你今天還是！”
其實也無所謂，愛交你就交吧！
他從壓着藍布帶子的口裝裡，掏出折疊着的材料紙，放到我擱着飯碗、菜碟的石桌上，轉過身，走了。
我哪有心思看他的什麼思想改造彙報材料！他放在那兒，我冷漠地瞧了一眼，連動一指頭的興趣也沒有。
一陣風從大門洞兒吹進院子，打着小小的旋兒，把那份材料從石桌上吹到地上，翻了幾個過兒，散開了。
我揀起兩頁寫得密密麻麻的紙，又照舊疊好，卻發現地上還散落着二指寬的一绺紙條兒，也就順手拾了起來。
無意間的一瞥，紙條上的字吸引住我的目光，象磁鐵吸住鐵屑一般，眼睛就再也移不開了。
天呀，你猜這紙條上寫的啥喲：
“水肥是關鍵，抓緊澆地，晚上要派可靠的人去。
快組織勞力拆舊牆，換火炕，動手慢就跟不上了。
婦女鋤秋，搞成定額。
其它雜活能緩就緩，你親自出馬抓水抓肥。
甭慌！甭亂！撐硬！不敢松勁！”
我擡起頭，不由地瞧瞧大門口，那個微微有點駝的背影早已消失。
低頭看看手裡的紙條，硬胳膊硬腿的字迹，切切實實還印在紙條上。
怎麼理解眼前的事呢？聽說他過去當過大隊黨支部書記，四清運動給他扣上富農分子帽子那時候，我剛剛脫下開裆褲。
我所看見的，已經不是在人前講話、辦事的當權者，而是終年挑着一對大桶，給隊裡挑稀糞的“富農分子”，冬天和春天，擔糞潑麥子，夏天潑玉米。
他做着這樣一項單獨的勞動，很少和社員在一起幹活。
我對他說不上憎恨，也不甚喜歡，按鄉村延續下來的班輩兒，我叫他七爺。
他給我寫紙條，肯定是看見我狼狽不堪的樣子了吧？
我把那兩頁思想彙報材料扔到桌子上，把寫着生産安排的紙條兒，夾在一本從來未用過的紅皮日記本中，這是不能讓人看見的。
我覺得心裡有數了，倒産生了一種試試看的勇氣，忽然改變了主意，不去公社找老支書了。
我把婦女隊長和記工員叫來，一塊下到田間，逐塊查看了苗情和草情，酌情定下了每一塊地的工分标準。
從後晌起，分組鋤地，定額管理。
婦女隊長笑了：“纏馬，這下你放心！嫂子五天給你完成任務！”
當天晚上，我指派了幾個老實可靠的社員去澆地，果然，澆得又快又好。
拆舊牆換火炕的活也拉開了。
十天以後，全部秋田鋤過頭通，澆完頭茬水，旱象解除了。
在打麥場上，堆起了一座小山一般的大糞堆。
又過了半月，二百多畝秋苗，全部施過肥，眼見着三隊的秋苗由黃變黑，由細弱變粗壯。
大隊檢查評比的時候，流動紅旗居然評給三隊了。
支書田志德老是皺着的眉頭舒展了，拍着我的脊背：“崽娃子！沒看出，你還有兩手哩！”
社員們的贊揚就更多了。
三隊的社員增強了信心，人心齊了！調皮搗蛋的，偷懶耍滑的，也自行檢點了行為。
我說話頂話了！
我卻總想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