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佳問他。
“一輩子。
”貝紹夫立即回答，“我們的父輩是朋友，我同卡捷琳娜實際上是一塊兒長大的。
我的父親和維涅迪克特-瓦列裡那維奇都是收藏迷。
可是我和卡佳卻走了不同的道路。
我繼承了父親的全部藏品并且繼續收藏，可以稱之為子承父業。
然而卡佳對收藏卻不感興趣，這種事情似乎不能打動她。
加之女人一般不愛好……她悄悄地出賣貴重物品，靠這些錢過日子。
國家給她的退休金很少，我們的博物館人員不受尊重。
”
“那麼什麼人繼承她的财産呢？”
“國家。
卡捷琳娜立下遺囑把一切捐獻給幾家博物館。
她沒有她可以向之托付這一切的親屬。
”
“難道沒有一個親屬嗎？”娜斯佳不相信。
“沒有。
當然，親屬還是有的，”貝紹夫用發顫的嗓音回答，“不過不是可以把藏品留下的那一類，而是些混吃混喝的人。
卡佳雖然沒有收藏的嗜好，但是十分清楚她手上那些東西的價值。
我指的不僅僅是貨币價值，還有最高意義上的價值，曆史價值、文化價值。
她很有教養。
”
可以分遺産的親屬。
這十分有趣。
而且是沒有，又不是完全沒有，假如他們同謀殺有關系，他們就把珍品拿走了。
否則謀殺就失去了意義。
也許，有什麼妨礙了他們？他們殺死了人，卻沒能把珍品收起來帶走……必須緊緊抓牢那些鄰居不放。
因為能夠在這種場合妨礙罪犯的，隻能是出現在門外樓梯上的人。
“請您說一說，伊萬-葉利紮羅維奇，遺囑是怎麼寫的。
我的意思是，是否點明了在阿尼斯科維茨死後，每一件東西歸哪一家博物館繼承？”
“我理解您的問題，”老收藏家點點頭，“是的，點明每一件東西時，都有各個博物館和公證部門的代表在場。
遺囑對什麼東西交給推進行了明确的登記。
有幾幅畫卡佳沒有寫進遺囑，她打算賣掉它們，靠賣畫的錢過日子。
”
“後來怎麼樣？她賣了嗎？”
“當然。
”
“賣給了誰？您知道嗎？”
“什麼賣給了誰？是賣給我。
她把畫賣給我了。
它們至今在我的手上。
”
“倘若這些錢不夠花了呢？”
“我同她談過這件事情，”貝紹夫點點頭，“第一，我從她那裡買的那幾幅畫非常值錢。
您也許認為，我利用老交情，從卡佳手上廉價購買？才不是呢！我給的是實價，這一點您可以相信。
這些錢應該夠她生活許多年。
第二，如果錢用完了，她可以修改遺囑，從遺産中随便拿出點什麼東西再賣。
”
“您的意思我理解得正确嗎？”娜斯佳歸結道，“立遺囑時，所有的貴重物品都經專家仔細驗證過，并且确認都是真品？”
“完全正确。
”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五年或者六年以前。
”
“伊萬-葉利紮羅維奇，葉卡捷琳娜-維涅迪克托芙娜是不是擔心她會遭到搶劫？”
“這不可能！”貝紹夫肯定地說，“從來沒有。
”
“為什麼呢？”
“大概這就是個性使然，”在他們的整個談話過程中，老頭子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一般地說，卡佳從來不擔心任何事情。
她認為，命中注定的禍福反正擺不脫。
其次，我剛才對您說了，她不是特别看重這些收藏品。
在理智上她懂得它們的價值，但是在精神上卻感覺不到。
因為不是她親手收集的，她沒有投入自己的心力和财力。
當然，她的房門包了鐵皮，這還是我一再催促她才做的。
那些鑽石她就從來沒有戴過，她說她不适合戴鑽石。
”
現在，至少弄清楚下一步該怎麼辦了。
拿出阿尼斯科維茨的遺囑請藝術鑒定家把遺囑描述的貴重物品同住宅裡的實物對照比較。
同時再次鑒定其真實性。
因為小偷如果是經常登門造訪葉卡捷琳娜-維涅迪克托芙娜家的常客，他有可能以假亂真，僞造某些東西和油畫的赝品。
這樣一來就會弄清楚，為什麼彼得-瓦西裡耶維奇發現不了有東西失竊。
第一個嫌疑人就是收藏家貝紹夫本人。
他是這裡的常客并且熟悉室内保存的貴重物品。
第二個嫌疑人自然就是阿尼斯科維茨的前夫，他也經常來訪，也熟知牆上的每一幅畫和首飾盒裡的每一件珠寶。
娜斯佳感覺到，第三位、第四位甚至第二十五位嫌疑人也呼之欲出。
隻要稍微再挖深一點，他們就會暴露出來。
她最不喜歡這種事情。
如果葉卡捷琳娜-維涅迪克托芙娜的一部分貴重物品被調換了，那麼關于謀殺理由的說法也就隻剩下一個，隻需從一大堆嫌疑人中尋找罪犯就行了，這很枯燥。
假如死者确實沒有丢失任何東西，那就要思考全新的說法，而且不止一種，這要有意思得多。
她從來沒有為幾乎不想睡覺吃驚過。
從小就是這樣。
伊拉是個聽話的孩子，母親一說就安靜地鑽進被窩，不耍小孩脾氣，但這并不等于她立即就能入睡。
她靜靜地躺着，然後不知不覺地進入夢鄉，到早晨5點鐘左右她的眼睛就會睜開。
伊拉這麼早醒來并不覺得疲勞或者沒有睡夠。
隻是她一直就是這樣。
發生那場不幸的時候，她才14歲。
她被送進寄宿學校上學，直到16歲，然後就開始了完全獨立的生活。
這種獨立生活的意義在于盡量多地掙錢。
兩個妹妹一個弟弟的藥品和食品要花錢，還有伊拉憎恨的母親也要花錢。
立法的混亂救了她，使她可以同時在幾個地方工作。
早晨5點鐘她爬起來，跑步去掃人行道或是鏟雪——按季節而定。
8點鐘擦附近一幢十六層樓的台階和樓梯。
10點半趕到小商品市場去給商販們送水、送熱飯和香煙。
下午5點鐘市場關閉後回家，上商店、做飯、收拾屋子，一個星期兩次去醫院看弟弟妹妹，一個月一次去看母親。
晚上10點到12點鐘在附近的一個小餐廳擦地闆并幹完其他的髒活。
她沒問過自己，能這樣堅持多久，她的力氣夠幹多少活兒。
她就是這樣生活，因為沒有其他的出路。
醫生們都說，娜塔莎和奧列奇卡已經無可救藥了，但是小巴甫利克還可以，不過需要一大筆錢，因為必須做好幾次手術，手術費很貴。
至于能不能幫幫母親，她甚至連猶豫都沒猶豫過。
她早就明白，猶豫是有害的。
幾年前她從電視上聽說，一位著名的青年電影演員得了重病，治病需要錢。
電視台向公衆呼籲：幫一把，一個人出一點，能給多少算多少，聚少成多……可是演員死了。
伊拉總共隻想過一次，既然那位電影演員和他的朋友們都湊不夠治病的錢，她一個人更不用想湊錢給巴甫利克治病了。
可是這惟一一次就足夠她一勞永逸地下定決心：“沒有什麼可猶豫的，必須做事，必須朝前走，不能停止，不能放松，否則永遠沒有結果。
”
她完全獨立地說出“瞻前顧後把我們變成膽小鬼，決斷的本色在蒼白思慮的襲擊下黯然淡化……”這句謝克斯皮羅夫式的豪邁格言時隻有16歲。
現在她20歲了。
她像一挺裝滿子彈不停射擊的自動槍一樣，邁向自己的目标。
起床時還不到5點，為了不吵醒房客，伊拉踮着腳走進廚房燒茶。
這套房子裡曾經住過她的大家庭：父親、母親、兩個妹妹、一個弟弟和她自己。
現在隻剩下伊拉一個人。
從去年起，克服懷疑和恐懼，租出去兩個房間，把第三間最小的留給了自己。
謝天謝地，暫時一切都還湊合，當然，盡管鬧過矛盾。
不過，伊拉-捷列辛娜會保護自己，兩年的寄宿學校生活教會了她許多事情。
廚房裡髒極了——又是沙米爾領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