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它，聽見它着地時發出響聲。
内羅彎下身子，我看不到他顴骨磨動的樣子了。
鉛筆尖斷了。
他說：
它掉在地上，不是掉在天花闆上。
我也感到很驚訝，我說，在像你這種人那裡，一切都有可能。
我被審訊了三天後，又回到了廠裡。
内羅沒有問起任何問題。
他要比我想象的更有能耐。
後來人們在為瑞典人訂購的褲子裡發現了三張紙條，上面寫着：來自獨裁國家的問候。
這些紙條和我的紙條一模一樣，但不是出于我的紙條。
我被解雇了。
即便彌漫大雪封鎖大地，我們照常開着“雅娃”牌摩托車去上班。
保羅開摩托車有十一個年頭了，盡管他喝酒，但從沒有出過一次交通事故。
他就像熟悉手的内部結構一樣熟悉大街小巷，保羅閉着眼睛都能找到我們工廠。
我把自己裹得暖暖的，路燈和窗口燈光在閃爍着，嚴寒刺骨，凍得臉生疼，嘴唇像凍硬了的面包皮，臉頰冷冰冰的像瓷器。
天空和道路被大雪遮沒了，我們開進了一隻雪球中。
我倚靠在保羅的背上，下巴緊貼在他的肩膀上，雪球可以鑽入我的兩隻眼睛裡。
我目瞪口呆地睜大眼球，街道是最長的，樹林是最高的，天空是最近的。
我真希望沒有盡頭地開下去，不敢眯着眼睛。
耳朵、手指和腳趾針紮般地發痛。
寒冷戰勝了一切，隻有眼睛和嘴巴感覺是冷的。
好運沒有時間，我們必須在凍死之前到達，每天早上六點半準時趕到服裝廠大門口。
保羅讓我下車。
我用一隻紅中帶紫的手指将保羅的帽子推高，像吻瓷器狗一樣吻他的額頭，然後将帽子重新拉回到眉毛上面，于是他就繼續騎車到市郊的摩托車廠去。
他的眉毛上面有一層白霜，我想到：
現在我們老了。
紙條事件發生之後，我徹徹底底忘記了意大利的計劃。
人們無法通過出口服裝得到馬塞洛，人們需要關系、信使和經紀人，不是後褲兜。
我有了那個少校，而不是一個意大利人。
我的愚笨從内心深處向我吼叫，我的自責就像耳光一樣，我的腦子裡塞滿了稻草。
我讨厭自己，隻有這樣我才能每天繼續和内羅一起坐在辦公室裡，盯着那些表格，并把它們填寫完整，直至第二批便條出現。
我仍然對自己好，隻有這樣我才會喜歡乘坐有軌電車，我把頭發剪短，購置新衣服。
我也感到很抱歉，隻有這樣我才能分秒不差地準時出現在阿布面前。
而且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