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切特的睡衣口袋裡，一個非常不舒服和不适宜放表的地方，況且，就在床頭邊，還有個‘鈎’，專門用來挂表。
因此，我确信，那塊表是有意放進口袋的，是僞裝的假象。
謀殺肯定不是發生在一點一刻。
”
“那麼，作案時間比一點一刻早嗎？說确切點兒，是一點差二十三分嗎？我的朋友鮑克先生傾向于這一點。
他舉出，我正是被那時的大聲呼喊所驚醒的這一事實，來和我辯論。
然而，假如雷切特麻醉得厲害，他不可能喊出聲來。
假如他能呼喊，他就有能力搏鬥，進行自衛。
但是，沒有任何這種搏鬥的迹象。
”
“我記得，麥克昆曾經提醒人們注意，不止一次，而是兩次（第二次是相當明顯的），雷切特不會講法語。
我得出一個結論，一點差二十三分時所發生的整個事情是個喜劇。
專門為我而演出的喜劇！任何人都有可能識破表面所造成的假象，這在偵探故事中是屢見不鮮的手段。
他們估計，我應該看這個問題，但由于陶醉在自己的聰明才智上，以緻錯誤地會計，既然雷切特不會講法語，那麼，我一點差二十三分時聽到的那個聲音，一定不是他的，因而作出，那時雷切特一定已經死了這樣一個錯誤的結論。
然而，我深信，一點差二十三分到一點的段時間裡，雷切特由于麻醉的作用正處于熟睡狀态。
”
“可是，這一手段竟然成功了！果真，我打開門，住外看了看。
我确實是聽到說的法語，假如我是那麼令人不可置信的愚笨，以緻不會意識到那些話的意義，就必然會引起我的關注。
必要的話，麥克昆先生現在就可站出來，他會說：‘對不起，波洛先生，那不是雷切特在說話，他不會講法語。
’”
“那麼，真正的作案時間是幾點呢？是誰殺了他呢？”
“根據我的看法，僅僅是一種看法，雷切特是在将近兩點時被殺的，也就是大夫所給時間範圍的最後時刻。
”
“至于誰殺了他──”
他停頓了一下，看了看他的聽衆。
一個個都睜大雙眼，注視着他，專心緻志地聽他講話。
整個餐車異常安靜，簡直可聽到一根針落在地上的聲音。
接着，他又慢條斯理地說：
“在一個現象，始終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我很難把整個謀殺歸罪于車上的某一個人，以用歸結于相當奇怪的巧合，即，那些在我印象中很難湊到一起的人，竟然互相作證，證明對方作案時不在現場。
于是，麥克昆先生和阿巴思諾特上校互相提供了作案時對方不在場的證據──而這兩個人看起來，根本不象早就是互相認識的。
同樣的情況，還有英國男傭人和意大利人；瑞典女人和英國姑娘。
由此我對自己說：‘這是異乎尋常的──他們不會都有嫌疑的！’”
“于是，先生們，我的心忽然亮堂了，他們都是有嫌疑的。
因為，這麼多與阿姆斯特朗家有關系的人，同乘一趟車旅行，這種巧合非但不合乎情理，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這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策劃的。
我記得阿巴思諾特上校說的，有關陪審團的一句話。
一個陪審團由十二個人組成的──車上有十二位旅客──雷切特被戳了十二刀。
于是，一直使我困惑的疑團──一夥不尋常的人，在一年中旅行的淡季，同乘伊斯坦布爾──加來車旅行──得到了解釋。
”
“雷切特逃脫了美國的判決。
毫無疑問，他是有罪的。
我隐約看到了一個自己任命的十二人的陪審團，他們宣判了雷切特的死刑，然而，由于情況緊急，被迫擔任了行刑隊的角色。
根據這一假想，整個案子就豁然明朗了。
”
“我把它看作一個完美的拼花藝術，各人都扮演他（或她）所分配到的角色。
一切都安排的十分巧妙。
任何可能受到懷疑的人，都會有一個或幾個人站出來替他作證。
并把事情攪亂。
哈特曼的證詞，在懷疑兇手是外來人，而又證實不了作案時機時，是必要的。
這樣，伊斯坦布爾──加來車廂的乘客就沒有危險了。
所有證詞的每個細節都是事先設計好的。
整個設計就象一個安排得非常巧妙的拼花玩具。
每加一片新的，就對破案增添了一分困難。
正如我朋友鮑克先生說那樣，這個案子就一支幻想曲一樣，簡直不可能！這正好是他們所指望的。
”
“有人會問，這個結論可以解釋一切嗎？我說，可以。
傷痕的性質──每一刀都是由不同的人戳的。
僞造的恐吓信──因為是假的，寫出來隻是為了作個證據。
（毫無疑問，一定有真的信，用來警告雷切特注意自己的命運，當然，已經被麥克昆燒毀了，并用其他的信調了包。
）然後，是哈特曼說的，被雷切特叫去的故事，這當然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以及對對那個神秘人物的描述：小個子，黑臉膛，說話象女人的男人。
這樣描述很恰當，因為，它不會牽連到任何一個真正的列車員，而且，同樣可能是一個男人或是女人。
”
“用刀刺，這個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