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感興趣，那就是：正義；我們勢均力敵。
情況實在很可悲，但不得不如此。
”人們無疑欣賞此招，他們相當喜歡這樣。
贊同的細小聲音耳語等，其中有一些可以讓人聽見：“老埃力·馬丁真的辭去法官職位，來替海特辯護。
無法避開！看樣子他一定非常确信海特是無辜的……”有人回答說：“别開玩笑了，馬丁法官是約翰·F．最好的朋友，所以才……晤，我不知道……”整個事态，産生了一種莊嚴及關切的氣氛，在這種氣氛下，社會大衆粗糙的情緒也隻是随着喘息吸氣，再慢慢吐氣。
埃勒裡·奎因先生是樂觀的。
等調查了十二位陪審先生之後，他更樂觀了。
馬丁法官高明而又肯定地進行挑選，好像根本沒有布雷德福這個人需要對付一樣。
根據埃勒裡推斷，那十二個人都是穩健可靠的本地男性，看來，除了一個可能的例外，沒有人會響應偏私的上訴，那個例外是個不停流汗的胖男人；其餘十一位，看樣子似乎都是思慮極周全的男人，擁有平均以上的知識水平。
一般人總是期待正派階層的男人大概能理解一個人可能軟弱，卻未必會因而犯罪。
對一些研究者而言，檢方與吉姆·海特對決的完整法庭記錄——日複一日再複一日的問答、異議，和紐博爾德的精确判決，均收錄在萊特鎮的檔案中。
對這個案子而言，報紙的報道和法庭速記員的記錄幾乎同等完整而沒有遺漏。
不過，巨細無遺的記錄，其缺點在于，見樹不見林。
所以，讓我們站遠一點，搖一搖樹葉，以便使它們和大局形勢相融，這樣我們才便于看見大輪廓，而不是小紋理。
一開始對陪審團發言，卡特·布雷德福便說，陪審團必須始終謹記至關重要的一點：被告的姐姐羅斯瑪麗·海特被毒殺，其死亡并非被告犯罪的真正目标。
被告犯罪的真正目标是要謀害被告的年輕妻子——諾拉·萊特。
這個目标差點就成功了，因為他妻子自從那個緻命的除夕派對以來，因不幸遭砒霜所害而被迫卧床六周。
是的，州方坦承，吉姆·海特的這個案件是間接證據案件，但憑着間接證據而做謀殺的有罪判決，素來是慣例，而非例外。
一項謀殺案唯一的直接證據可能是目擊者的證詞，因為目擊者在犯罪當時目睹了該項謀殺。
如果是槍殺案，就必須是真的看見嫌疑犯扣動扳機，也看見被害者因遭槍殺而倒地身亡，那個人才算是目擊者。
在毒殺案中，就必須是真的看見嫌疑犯把毒物放進被害者要吃的食物或飲料中，并看見嫌疑犯親手将已經下毒的食物或飲料給予被害者，那個人才算是目擊者。
布雷德福繼續說，顯然，這種目擊真實行為的“幸運的偶然”，一定少之又少，因為大家都了解，謀殺者會盡力避免在有人看見的情形下犯下謀殺罪行。
因此，謀殺罪的起訴都是根據間接證據，而非直接證據；法律有許多條文承認這種證據，否則多數謀殺罪終将無法對謀殺犯給與應有的懲罰。
但陪審團不必困惑于對這一案件的疑慮中。
因為間接證據非常清楚、非常有力、非常确定，所以陪審團一定能排除任何可能遭遇到的正常疑慮，而定吉姆·海特為有罪。
“檢方将會證明，”布雷德福低沉堅定的聲音說，“吉姆·海特在最後一次行動之前最少五周内，就計劃謀害自己的妻子；經過一次比一次嚴重的連續下毒，被告企圖使其妻子成為‘病人’，其實是假借疾病之名而加以最終的毒殺，置妻子于死地。
由此來看，這是個狡猾的計劃。
檢方将證明，”布雷德福繼續說，“那些預備的毒害發生的日期，都恰好與吉姆·海特親手編好的日程相吻合，檢方也将證明，企圖謀殺諾拉·海特，結果意外害死羅斯瑪麗·海特的罪行，是發生在同一日程所設定的日期。
“檢方将證明，那天晚上，是吉姆·海特，而且是吉姆·海特獨自一個人調制包含下毒雞尾酒在内的很多杯雞尾酒；檢方将證明，吉姆·海特，而且是吉姆·海特一個人拿出雞尾酒給參加派對的賓客們分發；檢方将證明，吉姆·海特，而且是吉姆·海特一個人從托盤中将有毒的那杯雞尾酒遞給他妻子，甚至鼓勵她喝下；檢方将證明，她确實喝過那杯雞尾酒，并因砒霜中毒而患重病。
她後來之所以能免于一死，是因為剛喝了一點之後，羅斯瑪麗·海特堅持要她把剩餘的酒給自己喝……這個情況是吉姆·海特事先沒有想到的。
”
“檢方将證明，”布雷德福沉靜地繼續說，“吉姆·海特迫切需要金錢，曾在酒醉情形下向妻子索取大筆金錢，但他妻子理智地拒絕了。
檢方将證明，吉姆·海特因賭博輸掉大筆金錢；還将證明，他采行不法途徑獲取金錢；也将證明，諾拉·海特如果死亡，她繼承的财産将合法地由被告——也就是她的丈夫暨合法繼承人——獲得。
”
“檢方已經排除正當的懷疑，”布雷德福做結論時，聲音低得很難被人聽清楚，“确信吉姆·海特計劃殺人未遂，但在殺人未遂之餘，卻成功奪取了另一個無辜犧牲者的性命——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