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還是個嬰兒時，我的媽媽就去世了。
是我父親的第一房太太，把兩個哥哥和我撫養長大。
她叫包甜——“甜苞、甜花蕾”，這名字不是很适合她。
我們作為她的繼子女，隻得親切地叫她甜媽。
我所缺失的感情，都應歸咎于她。
而我所有的生命，都來自于我的親生母親。
對于甜媽來說，如果她不堅持要我父親娶妾，以避免家族斷了香火，那麼她可能會是父親唯一的妻子。
“是我自己的主意，”甜媽總在向人炫耀，“我不是被迫接受這樣的安排，根本不是。
”
命中注定，甜媽不能生育。
在嫁給我父親後不久，她就得了皮膚斑病，也許是麻疹或水痘，但沒有天花那樣嚴重。
病發後她常痛哭，因而阻斷了身體熱量的源泉，無法産生足夠的熱量來孕育胎兒。
相反，有多餘的熱量從體内發出，緻使臉部和手部起泡，可能其他部位也有。
一次又一次，我們驚歎，她肯定是前世做了罪孽，使得今生遭到這樣的報應。
“我犯了什麼小錯誤，要承受這樣大的懲罰呢？”她哭着抱怨，臉上的痘痘更鮮紅了，“沒有親生的孩子，隻有别人的孽種（指我的哥哥們和我）。
”
她一吃什麼不對勁的東西，比如沒熟透的金橘，或者被别人挖苦，臉上就會冒出油漬，看上去像外國的地圖。
“你知道印度在哪裡嗎？”我們會問她，同時硬憋着不使自己笑出來。
為了使自己好受，她就使勁撓癢，不斷地抱怨，說我母親把我生得這麼難看。
她把眉毛都撓沒了，在不畫眉的時候，就像頭頂受戒的尼姑似的。
不過與尼姑不同，她總是怒氣沖沖。
這就是甜媽留給我的印象，總是用尖尖的手指撓光秃秃的眉毛，同時還在不停地閑扯。
我的哥哥們曾想逃出她的手掌。
他們對她的影響有免疫力，對她報以不屑和輕蔑。
因此，她的矛頭都是對準我的。
“我告訴你，”甜媽鄭重其事地對我說，“聽了我的話，你再聽到别人這樣說，就不會受打擊了。
”
然後，她再一次告訴我，我的媽媽和我長得一樣矮，但不像我這樣矮胖，我的媽媽十六歲時隻有七十斤，那時我的父親把她騙到手做小妾。
甜媽不斷說我母親的壞話：“她雖然可憐，但實在太貪婪了，吃太多的東西，太易激動，笑起來控制不住自己，笑得滿地闆打滾，直到我把她抽得清醒才停下來。
還有，她睡得太多，還整天打哈欠。
睡得太多，骨頭就軟了。
所以，她才會像離開了水的海參那樣虛脫。
”
戰争時期，豬肉價錢漲了三倍，甜媽常常宣稱：“雖然我們有足夠的錢，但我吃一點點肉就滿足了，隻是嘗嘗味道，一周絕不超過一次。
但是你媽媽活着時，她的眼睛就像野狗一樣，随時準備撲向任何死肉。
”
甜媽說作為一個端莊的婦人，對飲食和享樂要保持克制，最重要的是，她不應該成為家庭負擔。
甜媽一有機會就想方設法讓我父親知道這一點。
在我的童年時代，我們住在上海的法租界，馬斯南路上的三層都铎式樓房。
雖然這裡不如宋家和孔家住的辣斐德路那樣高檔——别墅加上寬闊的花園、棒球坪、小馬車。
但我們畢竟也是大戶人家，房子看上去還是很氣派的，甚至比現在舊金山價值幾百萬美元的房子還要好呢。
我父親的家族世代經營一個棉花加工廠和誠信商場倉庫，那是我的祖父在1923年創建的。
它可能不如誠信百貨商店有名，規模也沒有那麼大，但加工的棉花在同類價格商品中質量最好，我父親所有的外國客戶都這麼說。
他是典型的上海資産階級：在家庭中絕對遵循傳統，在商業和外面的世界裡又完全現代。
他離開家門後，就進入另一個王國，宛如一條變色龍。
必要的時候，他還會講外國語言，口音絕對正宗——專門請了家庭教師教過。
因為口音能區分階級，他的英語是牛津口音，法語是右岸口音，德語是柏林口音。
他還懂拉丁語和一點滿語，所有文學經典都有滿譯本。
他的頭發柔順地往後梳，抹了油而充滿光澤，他吸過濾嘴香煙，談論的話題範圍極廣，像謎語一樣。
他對生理學和烹饪也感興趣，這當然是源于中國人的美食傳統。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