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對凡爾賽宮高談闊論，也能将但丁的《神曲·煉獄》和中國的《紅樓夢》作比較。
回家後，他就切換回另一個他，埋頭讀很多舊書，但很少說話，幾乎一動不動。
因為在這個房子裡，他的女人尊敬他，對他服侍周到。
外國朋友們叫父親菲利浦。
我哥哥的英文名字是普雷斯頓和諾貝爾，聽起來很吉利，一個像是“總統”，另一個是帶來巨大财富與榮譽的諾貝爾獎。
甜媽選擇貝莎作她的名字，因為我的父親說貝莎的發音很像“包甜”，我的母親則叫“小不點兒”，其實父親給她起的英文名字是“伊麗莎白”，但她自己發音不準。
我父親叫我璧璧，既是西方名字，又是媽媽給我起的名字“璧芳”的簡稱。
可以想像，我們是一個世界性的家庭。
哥哥們和我有英語和法語教師，我們接受的是現代教育。
這也讓我們在甜媽面前有了秘密語言，甜媽隻懂上海話。
有次，諾貝爾發現我們那隻被甜媽厭惡的貝得靈敦厚毛犬，在甜媽房間裡留了點東西——Ilafaitlamerdesurletapis，由于地毯圖案掩飾了狗的糞便，我們的繼母總搞不清為什麼房間充滿惡臭。
哥哥們喜歡在甜媽的藥瓶和鼻煙壺裡放進令人意外的東西。
Cacad’oie，是從我們的用舊了的鵝毛筆中搜集出來的，哥哥們最喜歡把這個放進去，因為這東西很惡心，又髒又黏，像膽汁一樣的綠色。
他們對我講這個的時候，我笑得滿地打滾。
我真想念我的哥哥！
哥哥們因為讀書常不在家，甜媽便會趁機虐待我。
當我一坐到鋼琴前，甜媽就唠叨我母親如何不懂音樂，所以我也是個樂盲。
有一次我為母親辯護，大聲地告訴甜媽：父親曾對客人說過，我母親“彈肖邦的《幻想即興曲》（FantaisieImpromptu）有如行雲流水”。
“哼！”甜媽相當氣憤，“那是說給外國客人聽的。
他們都喜歡吹牛。
那些人不知廉恥，沒教養，不知好賴。
另外，凡是個女孩子都會彈那個，如果你稍微用點心練習，你也會彈的。
”
然後她就用手指戳我的腦袋。
甜媽說我父親用不着誇她，因為他們互相非常了解對方：“婚姻如果美滿和諧的話，就完全不需要多餘的言辭，這是因為我們的緣分天生注定。
”
那時，我不知道如何問她，哥哥們也不懂什麼叫愛情，即使他們知道，他們也不會告訴我。
所以我認為一樁好的婚姻，就是丈夫尊重妻子的隐私。
父親從不幹預她的生活，也不進她的房間，從不問她什麼問題。
順着甜媽的邏輯——既然他們想的都一樣，那麼也就沒必要彼此說話喽。
但有一天，叔叔和他的家人來我家住幾個月。
我的表姐玉珩和我從早到晚都在一起，雖然一年才見一次，可我們就像親姐妹。
那次來訪，表姐告訴我，她已經聽說叔叔嬸嬸與朋友們的傳言——那時候傳言是人們了解真相的唯一途徑。
傳言事關甜媽和我父親，說他們還沒出生就訂了親——1909年，兩個愛國青年在日本留學，共同加入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成為了生死之交的同志，他們跪下來發誓：将來革命成功推翻滿清政府，兩人若有幸活下來，便讓下一代聯姻。
清政府在1911年被推翻了，生兒子的那位同志聲名遠播，就是我那位著名的祖父。
而另一家生了女兒，可惜家道中落，那就是甜媽的家族。
貧窮的同志帶着女兒去找大富大貴的同志，小心地提起當初的誓言，惋惜不能門當戶對。
此事在當時廣為人知，仆人們都說我祖父真是一條講義氣的好漢子，硬是逼着長子與這位家世平凡，其貌不揚的姑娘成親。
難怪這個兒子很快就娶了小妾。
當然，甜媽有另一番說辭：“你的母親，是一個勉強算是中等家庭裡的小妾生的。
那個小妾生了十個小孩，其中隻有一個女兒，這個女兒到了十六歲仍矮胖不堪，但據說可以像她媽媽那樣能生孩子。
我就把她推薦給了你父親，你父親說我真是賢惠的妻子。
我堅持公馬一定要有母馬配，母馬生小馬，那麼他就不是騾子了。
”
根據甜媽的說法，我父親和我母親的關系是“非常禮貌，像陌生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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