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的城市阿雷基帕位于秘魯南部安第斯山的一座山谷裡。
這座城市以其教權主義、造反精神、律師、火山、一望無雲的藍天、美味大蝦、地方主義以及“下雪”而名揚全國。
所謂下雪，是神經官能症的一種暫時性的症狀。
某天，一個最為溫順的阿雷基帕人突然會對人家的問候不予理睬；連續幾個小時把臉拉得長長的；能幹出最古怪的事，能說出最古怪的話；意見稍微不一緻，他就有可能在最好朋友的頸後砍上一刀。
對此，沒有人感到奇怪，也沒有人生氣，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人正在“下雪”，而他明天又會像往常那樣成為溫和而無害的人。
雖說在我出生的第二年，我的家人就帶我離開了阿雷基帕，而且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在阿雷基帕居住過，但我一直認為我是一個阿雷基帕人。
我也認為那些在秘魯流傳的針對我們的玩笑，譬如說我們驕傲自大、令人反感甚至發瘋，都出于嫉妒心。
我們講的西班牙語非常純正；我們的建築奇迹聖卡達莉娜修道院曾吸引了五百名婦女移居；我們的城市曾是秘魯曆史上大規模地震和多次革命的舞台。
難道不是這樣嗎？
從一歲到十歲，我住在玻利維亞的柯恰潘巴市。
在這座城市，我既天真又幸福。
我還記得我所幹的事和我認識的人，但最難忘的是我閱讀過的書籍：山道坎的故事，諾查丹瑪斯的作品，《三個火槍手》，卡略斯特羅的作品，《湯姆·索耶曆險記》，《辛巴達航海旅行記》，海盜、冒險家和匪徒的故事，浪漫的愛情故事，還有我母親藏在床頭櫃中的那些詩歌（其實我并不懂，隻是視為禁果的誘惑）。
閱讀這些書籍是我最美好的時刻。
我把喜歡的書全看完了，這太令人難熬了。
有時我自己想出某些新的篇章，或是改變某一作品的結局。
這種對他人作品進行的“續作”或“補充”就是我最初的寫作，也是我寫故事才能的最初表現。
像所有移居他鄉的家庭一樣，僑居異國增強了我們的愛國心。
直到十歲，我一直堅信生為秘魯人是我最大的幸運。
我頭腦中的秘魯與其說是同現實的秘魯相聯系着的，不如說是同印加帝王和征服者的那個國家相聯系着的。
隻是到了1946年，我才真正地認識了現實的秘魯，那一年，我們家從柯恰潘巴遷到了皮烏拉，因為我的祖父被任命為該市的地方長官。
我們走的是陸路，在阿雷基帕作了短暫停留。
我還記得，在踏上故鄉土地的那一刻，我是那麼激動；我也還記得，我的伯父對我是那麼寵愛。
伯父叫埃德華多，是個單身漢，也是一位對宗教極為虔誠的律師。
他有個女仆，叫伊諾森西娅。
他的生活猶如西班牙内地的紳士，穿着整齊，有條不紊。
在那舊式家具、古老挂像和古舊雜物中間，他也漸漸地衰老了。
我也記得在卡瑪納奇耶，當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時的那股興奮勁兒。
我的祖父母被我磨得沒辦法，不得不把汽車停下來，讓我在那荒涼的海灘上紮了個猛子。
但那次海浴洗禮并不成功，因為一隻螃蟹夾了我一下。
盡管如此，對秘魯海岸這份一見鐘情式的情誼卻延續了下來。
這三千公裡的沿海沙漠幾乎沒有被從安第斯山流下的河水滲浸過，隻是被太平洋的海水沖刷着，卻受到了一些人的惡意中傷。
那些誓死捍衛印第安傳統的人，那些仇恨一切西班牙事物的人，都指責我國的沿海地區輕浮、媚外。
他們認為秘魯的政治經濟中心由山區轉移到沿海（即由庫斯科轉移到利馬）是一種不幸，因為這一轉移産生了令人窒息的中央集權主義，使得秘魯變成了一隻大蜘蛛：這個國家的頭部（即首都）碩大無朋，四肢卻細小羸弱。
一位曆史學家把利馬和沿海稱做“反秘魯”。
而我，作為一個阿雷基帕人，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山區佬”，在這場争論中本應該站在安第斯山一邊來反對沿海沙漠地區的。
然而，如果讓我在沿海地區、安第斯山區和亞馬孫森林地區（按經度劃分的秘魯三個地區）三者之中進行選擇的話，很可能我是站在沙漠和海浪一邊的。
沿海是印加帝國的外圍地區，其文明也是從庫斯科輻射過來的。
雖說印加文明在西班牙征服之前不是唯一的秘魯文化，但可以說是一種最強有力的文化，它從秘魯一直延伸到玻利維亞、厄瓜多爾以及智利、哥倫比亞和阿根廷的一部分。
它隻短短地存在了一個半世紀。
在此期間，印加帝王們征服了幾十座城鎮，修建了道路和灌溉工程，修築了城堡和要塞，并且建立了行政系統，使得産出足以養活所有秘魯人。
這一點，以後的任何政權都未能做到。
盡管如此，我從未對印加帝王們有過好感。
雖說他們留下的紀念性建築物，譬如馬丘比丘和薩克薩瓦曼使我驚服，但我一直在想，秘魯的愁苦（即我們性格的突出特點）也正是根源于印加帝國。
那是一個軍團化的官僚主義社會，人像螞蟻一樣被組織起來，一台無所不能的壓縮機粉碎了人們的一切個性。
印加帝王們為了控制其統治下的人民，施展了最狡猾的詭計：他們自命為神，分封諸侯，移民他鄉，把村鎮居民遷離故土，“嫁接”在遙遠的異鄉。
流傳至今的用克楚亞語寫成的最古老的詩歌就是表現這些人在異鄉感到惆怅而懷念自己失去的故土的悲歌。
遠在蘇聯大百科全書和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出版前五個世紀，印加帝國就施行了政治上的古為今用：每個印加帝王登上寶座時，都伴有一批“阿矛塔”（即學者），他們負責修改曆史，以證明印加的曆史是在當今帝王的統治下才達到高峰的，先帝們的一切豐功偉績都歸功于現今的帝王，導緻要想恢複被神秘歪曲了的曆史就成了不可能。
印加帝王們有一種相當精密的計數法，即結繩計數法，但他們沒有文字。
有一種理論認為，這些帝王們根本不想有文字，因為文字對他們那樣的社會将構成一種危險。
我一直認為這一理論是有道理的。
印加帝王們的藝術是嚴峻的、冰冷的，既缺乏想象力，也沒有印加帝國之前各種文化（如納斯卡文化和帕拉卡斯文化）所表現出的技藝。
精緻非凡的羽毛毯、圖案神秘的紡織品就是上述兩個文化的産物，它們至今仍然保持着鮮豔的色彩和魅力。
繼印加帝國之後，壓榨秘魯人民的另一台壓縮機是西班牙的統治，征服者把他們的語言和宗教帶到了秘魯，通行至今。
對殖民統治不加區别地備加頌揚與對印加帝國加以理想化，都是荒謬的。
殖民統治把秘魯變成了包括若幹共和國在内的總督府所在地，把利馬變成了擁有豪華宮廷、重要學術活動和典禮活動的首都，但也意味着宗教愚昧主義，即宗教裁判和檢查制度。
這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