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禁止閱讀某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即小說，且對無神論者和異教徒進行迫害。
所謂無神論者和異教徒，在許多情況下不過是那些敢于思考的人罷了。
殖民統治同時也意味着剝削印第安人和黑人，以及建立一個在經濟上擁有特權的階層。
這一階層至今仍然存在，并把秘魯變成了一個貧富極端分化的國家。
獨立僅僅是政治上的現象，而這個少數人享有現代化生活的特權、多數人愚昧貧困的社會毫無改變。
印加帝國、殖民統治和共和國這三個時期的曆史使我認識到，我們生活在其統治下的曆屆政權根本無力把秘魯人之間的兩極分化縮小到可以容忍的程度。
這一創傷是不可能用任何紀念性的建築物、顯赫的戰功和輝煌的宮廷加以補償的。
當然，我剛從玻利維亞返國時根本沒有想過上述的一切。
我家的習慣是按《聖經》辦事，每次搬家都是全體一道搬，叔伯、姑嬸、堂兄弟姐妹跟在家庭的支柱即祖父母的後面一道搬。
就這樣，我們到了皮烏拉，這是一座四郊都是荒漠的城市。
這是我在秘魯的第一次經曆。
在薩雷斯教派中學裡，我的同學們嘲笑我，因為我的口音是山區人口音，發r和s兩個音時，口中噓噓作響，也因為我相信嬰兒是白鹳從巴黎銜來的。
他們向我解釋說，這種事不會在空中發生。
我的腦海中充滿了我在皮烏拉生活的那些歲月中的形象。
皮烏拉人是外向型的，很外向，愛開玩笑，也很熱情。
那時，皮烏拉人喝的是質量很好的玉米酒，跳的是當地的丹德羅舞。
喬洛和白人之間的關系比起其他地區來也不那麼緊張。
皮烏拉人不拘禮節、喜好熱鬧的性格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
戀人們在姑娘的陽台下奉獻小夜曲，遭到阻撓的就把姑娘搶走，把她劫持到某個莊園住上一兩天。
等雙方家庭和解之後，就是一個幸福的結局：敲敲打打地在教堂裡舉行宗教婚禮。
搶親是事先宣布的，也是受到慶賀的，就像慶賀河水來臨一樣，因為皮烏拉的河水一年隻來那麼幾個月，給種棉花的莊園帶來了生命。
皮烏拉這個美好的城市，充滿了各種奇聞轶事，足以點燃人們的想象力。
曼加切利亞區都是些泥巴茅草蓋的房子，玉米酒的質量最好；加依納塞拉區則位于河流和屠場區之間。
兩個居民區互相仇恨，甚至有時雙方進行“野戰”。
還有“綠房子”，那是該市的第一家妓院，是在荒漠中建立起來的，每晚燈火輝煌，人聲嘈雜，人影憧憧。
薩雷斯教派的神父對“綠房子”的存在大發雷霆，我卻感到驚異，受到吸引。
我連續幾個小時地談論它，偷看它，對裡面發生的事進行想象。
“綠房子”是不結實的木質結構，曼加切利亞區的一支樂隊在裡面演奏，皮烏拉人前去吃飯、聽音樂、談生意，還有做愛。
一對對的男女就在露天裡、星光下、沙地上做愛。
這是我童年時代最富有誘惑力的回憶，《綠房子》就是從這個回憶中産生的。
在這部小說中，我企圖通過妓院在皮烏拉人的生活和想象中所引起的混亂和一群冒險家在亞馬孫河流域的所作所為及其不幸遭遇，以虛構的方式把秘魯兩個相距遙遠、差别很大的地區——沙漠地區和森林地區——聯結起來。
我的第一部作品《首領們》中的九個故事也是受到了我對皮烏拉的回憶的驅使而寫的。
這部短篇小說集出版之後，有些評論家認為，書中存在“欺弱淩小”這一具有拉美特點的影子。
是否如此，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與我同齡的秘魯人是在溫柔的暴力或粗暴的柔情中成長的。
我隻是企圖把這一點在我最初的幾個故事中再現出來。
二
我是在童年剛剛結束的時候到達利馬的，從一開始我就厭惡這座城市，因為在這個城市裡，我是相當不幸的。
我的父母早就分開了，十年後重歸于好。
同父親住在一起，就得同祖父母和叔伯們分開，就得服從一個我并不熟悉而又極為嚴厲的人強加給我的規矩。
我對利馬最初的回憶，總是同不愉快的經曆聯系着。
我們當時住在瑪格達雷娜區，那是典型的中産階級居民區。
每當我考了好分數，就到住在觀花埠的叔伯們的家裡去度周末，這是對我的獎賞。
觀花埠位于海邊，也更為繁華，在那裡，我結識了一群與我同齡的男孩和女孩，我同他們一起做少年時代的遊戲，這就是所謂“有了自己的天地”。
我等于另外有了一個家庭，它就位于街角處。
我們一起踢足球，偷着吸煙，學跳曼波舞，還向女孩求愛。
同我們後面幾代的人相比，我們可以說老實得像天使。
今天的利馬青年第一次領聖餐後就立即做愛，尚在變聲期間就吸了第一口大麻，而我們當時根本不知道毒品的存在。
我們幹的調皮事隻不過是偷偷地去看被禁的影片（即被教會檢查制度列為“不适合女士”的影片），或是在星期六家庭聚會之前在街角的店鋪裡喝上一杯“上尉”（即開胃酒與皮斯科酒的混合液，被認為是有毒的），因為家庭聚會上從來不供應烈性酒。
我還記得，我們這些十四五歲的男孩曾經進行過一次很嚴肅的讨論，讨論在星期天下午場的電影院裡如何正正經經地吻自己的戀人。
被吉亞柯莫·卡薩諾瓦大言不慚地稱之為“意大利式”的接吻方式（即用舌頭接吻），作為不赦之罪被一緻排除了。
當時（20世紀40年代末）的利馬還是一個不大的城市，安全，靜谧，但注重表面。
人們住在互不往來的居民區裡：富人、有錢人住在奧蘭迪亞區和聖伊西德羅區；收入較高的中産階級住在觀花埠；收入較低的中産階級住在瑪格達雷娜區、聖米格爾區和巴蘭科區；窮人則住在維多利亞區、林塞區、橋下區和波爾維尼爾區。
我們這些特權階層的孩子從來見不到窮苦的孩子，甚至連他們的存在都未發覺。
窮孩子們住在别處，住在自己的區裡，住在遠郊那些犯罪層出不窮的危險地方。
我們圈子裡的孩子如果不離開利馬，可能一生都認為自己是住在一個隻講西班牙語的國家，一個隻有白人和印歐混血人的國家，根本不知道還有幾百萬（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印第安人講克楚亞語，過着完全兩樣的生活。
我很幸運能在某些方面打破這個界限。
我現在認為這是一種幸運，但是在當時（1950年）簡直是一場悲劇。
我父親早就發現了我在寫詩，因而很為我的前途擔心，因為他認為一個詩人注定要餓死，同時也為我是否缺少“男子氣”而擔心。
因為某些圈子認為，所有的詩人都搞同性戀。
這一說法流傳頗廣。
為了防止我陷入此種險境，他認為最理想的抗毒素就是萊昂修·普拉多軍事學校，于是我在這個軍校裡住校學習了兩年。
萊昂修·普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