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電影也十分傾心。
那時，離家在外租房而且屢屢搬家的哥哥，正沉迷于俄國文學，同時以各種筆名向介紹電影的刊物投稿，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大大發展的外國電影的藝術性加以重點評論。
不論在文學方面還是電影方面，我遠不如哥哥見多識廣。
特别是電影，我如饑似渴地看哥哥推薦的作品。
在我讀小學時，為了看哥哥說的好影片，我們甚至會徒步走到淺草。
那時看的影片如今已不記得了，隻記得我們去的影院是歌劇院，到那裡等夜間的減價票，在賣票處前排隊，回來後哥哥還挨了父親的訓斥。
現在回憶那些影片名，竟發現我看的全是電影史上的名片。
這些，都是哥哥教導的結果。
我十九歲時（一九二九年），雖然對動蕩的世界漠不關心，可并不滿足于埋頭畫我的靜物畫和風景畫，所以決心參加無産者美術同盟。
我把這事和哥哥一談，他笑着說：“也好嘛，可當前日本的無産者運動，就像流行性感冒，熱度很快就會退的呀。
”我對哥哥這句話頗為反感。
那時，他專給電影院寫劇情解說，不過是從一個電影愛好者前進了一步，剛開始擔任無聲電影的解說人。
當時，以德川夢聲為首的電影解說人，有和舊電影解說人完全不同的主張。
他們以外國電影出色的解說人、出色的演出者自居，開始自己的活動。
哥哥對德川的主張十分贊同，因而走上了這條道路。
他擔任了一家三流影院——中野電影院的主任解說人一職。
我認為哥哥此時是個庸俗的成功者，所以隻把他的話當作膚淺之見。
但結果正如他所料。
然而這件事使我非常不甘心，這成了我艱苦奮鬥數年的動力。
我貪婪地往頭腦裡灌輸美術、文學、戲劇、音樂和電影方面的知識。
為了自己有個用武之地，我一直彷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