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得了感冒，發高燒，動也不能動。
燒得神志不清，總能聽到樓下洗牌的聲音，那聲音時近時遠，時大時小。
我聽着這種聲音迷迷糊糊地過了兩天。
房東老爹因為兩天沒見我露面，頗感奇怪，就來到樓上。
他一進我這充滿汗臭味的房間，看到我憔悴已極的面孔，吃了一驚，說：“我馬上請醫生來。
”可我堅決反對，說：“沒什麼大不了的。
” 我不确定這場感冒是不是真的沒什麼大不了，可我知道醫生一來可就不得了了，因為我身無分文。
房東老爹下樓去了，過了一陣，他的女兒給我端來了粥。
此後她一天給我送三次粥，一直到我病愈。
那是一位什麼樣的姑娘呢？我現在想不起來了。
但是她的情義我永遠難忘。
卧病期間，我就和《無産者新聞》的夥伴們斷了聯系。
那時，我們對順藤摸瓜式的檢舉十分警惕，彼此都不把住址告訴對方，隻有見了面才定下次再見的地點，所以聯系一斷就毫無辦法了。
如果想取得聯系，還是能想出辦法來，但那時我剛病愈，身體十分虛弱，也沒有這份氣力。
老實說，我是以聯系不上為借口，想從艱苦的非法政治活動旋渦中逃脫出來。
談不上對左翼運動熱度消失，因為我的熱度本來就不高。
大病初愈後，我拖着兩條晃晃悠悠的腿，從我中學低年級時代常常走過的路來到水道橋，從這裡走向禦茶水，過了禦茶水，上了聖橋。
過了聖橋，走下左邊的坡道，朝須田町的方向拐過去。
這裡有一個叫電影宮的電影院。
我從登在報紙上的電影宮廣告中看到過哥哥的名字。
我曾經登上過彎彎曲曲的坡道，而今我又要走下坡道回到哥哥那裡。
寫到這裡，我想起草田男的詩句： 回首柳暗花明引泣，但慨初生牛犢無懼。
戰前日本為壓制反對天皇政府的思想、言論、行為而設立的秘密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