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洗碗工都來自香港，隻有收銀員會說一口“洋泾浜英語”，還有小孩子四下跑來跑去，好像他們就住在那裡一樣——那就是我，那就是我的童年。
小時候，當大多數美國孩子都還吃不慣孢子甘藍時，我已經吃着鳳爪、海蜇、海參和我最愛的零食——鱿魚幹。
周末的時候，我會和家人一起去西雅圖的唐人街吃點心，而不是這輩子隻在學校組織郊遊時去上一回。
這樣就夠了嗎？我還是拿不定主意。
看着那份助學貸款表格，我慎重地考慮着要不要勾選“其他”一格。
身為作家，我在過去許多年中所創作的故事都不涉及東方人物——這些作品也從未得到過出版。
我努力想寫出流行的東西，而非個人化的東西。
結果一敗塗地。
可我仍刻意回避寫中國人的故事——部分原因是我認為不會有人願意看，但主要還是因為我擔心自己不夠“中國”，講不好這樣的故事。
我沒找到自己的聲音。
我沒弄清自己的身份。
我不知道自己是誰。
可是後來，父親過世了。
一切都變了。
我也變了。
父親出生在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國家庭裡，自幼家貧，他是家中獨子。
正因如此，我從小到大，身邊并沒有中國姑姑、叔伯和堂兄弟。
在他撒手人寰的時候(祖父母此前已經辭世)，我感到自己遠離了我的中國傳統——隻剩下文化上的空虛感，和“福特”這個姓。
于是我開始探究我父親兒時的故事。
故事之一，是關于他被迫戴上的那枚胸章，上面用英文寫着“我是中國人”。
珍珠港事件後不久，他就拿到了那枚胸章。
他告訴我，白人小孩朝他扔石頭，罵他“小日本”。
他告訴我，他打了不知多少場架。
那胸章，是一種自衛的方式。
他還談起過，他上的是一所種族構成十分複雜的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