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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們,總比是我們好(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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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這裡,但他永遠忘不了他是誰,他從哪裡來。

    永遠忘不了他的家。

    ” “這才是他現在的家。

    ”亨利反駁道。

     母親站起來,朝窗外看去,然後關上了窗:“這是他住的地方。

    這裡永遠不會是他的家。

    看看在日本城發生的。

    你的父親擔心有一天,這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那就是為什麼他希望這裡能成為你的家——和他愛他的中國一樣。

    他希望你能被這裡接受。

    ” “可是有别的家庭……” “我知道。

    有一些家庭。

    中國家庭,美國家庭。

    這些家庭,現在,就在我們談話的現在,正在藏起日本人,藏起他們的東西。

    這非常危險。

    你,我,我們大家,如果去幫助他們,就有可能會被扔進監獄。

    我知道你有一個朋友。

    打電話來的那個。

    雷尼爾小學的那個女孩?她是日本人?” 亨利已經不再把她看成日本人。

    “她是我的朋友。

    ”他用英語說道。

    而且,我想念她。

     “啊?”母親說,她沒聽懂。

     亨利思考着該說什麼,說到什麼程度。

    他換回了廣東話,直視着母親的眼睛:“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 母親望着天花闆,長長地歎了口氣。

    那是無奈地接受了已經發生的壞事情的歎氣,就好比一個親人辭世的時候,你會說“至少,他很長壽”,或者你的房子被火災夷為平地時,你會想“至少人還平安”。

    那是一種聽天由命和失望的歎息,是毫無建樹之下的一個安慰獎。

    浪費了時間,兩手空空。

    到最後,你所做的,你是誰,都毫不重要。

    什麼都不再重要。

     這個周末剩下的時間裡,亨利的父親對于日本城正在發生的事情絕口不提。

    亨利竭力想要和父親争論,但每當他試圖和父親用中國話交談時,父親就會打斷他。

    母親的态度緩和一些,也僅僅是為了減少他的不開心。

    她和亨利的父親争論過,這是極為罕見的,他們的争論是關于惠子——亨利的朋友——但現在一切都無濟于事了。

    她知道,亨利再繼續讨論這件事,也是毫無價值的。

    她用廣東話告訴亨利,等他再長大些,就能完全理解這些事,但這除了激怒亨利之外,沒起到什麼别的作用。

    亨利所能做的,隻有用英語自言自語地嘟囔這件事。

     周日早上,他曾試着在父母起床前打電話給惠子,但沒有人接聽。

    接線員認為電話線被拔下了。

    周一在學校的一天,他的焦慮一點也沒有減輕。

    惠子自然沒來。

    日本城的每個人都在忙着打包——或是賣掉他們帶不走的東西。

     于是,周二的早上,亨利沒有去學校,而是朝聯合車站跑去。

    那裡現在是日本城居民集中的核心區。

    亨利沿着南傑克遜街跑去,看到一長串的普爾曼小汽車排在通往火車車庫的路上。

    還有滿載着人的灰狗巴士,咯吱咯吱、轟隆轟隆作響,巴士旁是讓人看上去很不順眼的肩上挂着來複槍步行的士兵。

     他們要把他們帶走,亨利想。

    他們要把他們全部帶走了。

    那裡一定有五千個日本人。

    他們怎麼能把他們都帶上呢?他們會去哪裡? 離火車站還有幾個街區的地方,街上擠滿了人。

    哭哭啼啼的小孩,在地上拖拽的行李箱,檢查本地居民證件的士兵。

    人們大都穿着最好的假日盛裝,允許攜帶的一兩個行李箱被塞得都快溢出來了。

    每個人的外套扣子上,都挂着一個簡單的白色标簽,就是你會在家具上看到的那種标簽。

     公告一指示所有的日本公民,不管是在國外出生的還是像惠子這樣的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都要在早上九點之前到火車站集合。

    他們将按居住地區分批離開,直到全部轉移為止。

    亨利不知道他們會去哪裡。

    班布裡奇島的那些日本人被送去了曼贊納——加利福尼亞州的某個地方,靠近内華達州界。

    但一個營地不可能容納下被集中到火車站的這些人。

     亨利四下搜尋着惠子,竭力不去理會站在路障後的那些憤怒的白人民衆——他們在朝路過的家庭喊叫。

    通往輪渡碼頭的整個天橋上都塞滿了人,沒人往前走,每個人都靠着欄杆,看着下面用警戒線圍起來的軍事區域。

    圍觀的人似乎無處不在。

    街邊高高的寫字樓上,窗戶都開着,男人女人們站在那裡,吹着口哨。

     自從離開餐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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