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過焦灼不安的七天後，亨利重複了這一過程——帶着同樣的希望開始。
他在學校後門的台階上與比蒂太太見面，驅車一同往南，去皮阿拉普鎮，穿過和諧營那覆蓋着帶刺鐵絲網的大門——這一次來的是第三區和第四區，它們更大。
第四區還包括已經被改造成住房的牲畜展覽館，每個家庭住一間畜欄，他聽說是這樣。
在家裡，父母是如此以他為傲。
“你這樣一直存錢，就能自己出錢回中國了。
”父親用廣東話表揚他道。
他的母親每次看見他把掙來的錢存進床頭櫃上的一個果凍糖罐子，就會點頭微笑。
在糖和鞋子限量配給的時期裡，亨利不知道拿那麼多零用錢還能幹什麼。
如果花在便士糖和更多的漫畫書上，隻會讓人感覺浪費，特别是想到什麼都稀缺的和諧營的時候。
“今天還是老樣子。
”比蒂太太從貨車後面卸下日本雜貨，咕哝道。
在這一周裡，亨利意識到了她的這些東西來自哪裡。
她從學校訂購了額外的配給，然後把它們帶到和諧營，小心地把這些東西分給囚犯和他們的家人，換取每家都獲得一定供應的香煙。
她是把這些煙賣掉還是全部留着自己抽，亨利就不得而知了。
亨利确切知道的是，第四區的人最多。
露天集市的這四分之一的面積最大，有着一個巨大的戰利品谷倉，現在被改造成了餐廳。
“學校放假你還出來工作，你父母同意嗎？”比蒂太太一邊拿着烏班吉夜總會的火柴剔着牙縫裡的早餐殘渣，一邊問。
“同意的，夫人。
”亨利急切地點頭。
這是和父母缺乏溝通的一個好處。
他們會以為他上了暑期班，或是在雷尼爾小學做了額外的工作——能賺錢的工作。
他們問各種各樣的古怪問題。
他上了額外的課嗎？他在輔導其他的孩子嗎？想象一下，他們的兒子，是白人孩子的輔導老師!亨利隻是微笑、點頭，随他們愛怎麼想就怎麼想。
亨利遇到的另一個語言障礙是在和諧營裡。
光是看到一個中國孩子站在服務台後的一個裝蘋果的闆條箱上就已經夠奇怪了。
他越是向候餐隊伍中的人們打聽岡部一家，就越感到挫敗。
幾乎沒有什麼人在意這件事，而在意的人卻似乎永遠都聽不懂他所說的話。
然而，亨利仍會向在他那裡領餐的人問問題，就像一艘迷航的船隻，不時地發出SOS呼救信号。
“岡部一家？有人認識岡部一家嗎？”對于亨利來說，這是獨一無二的一個名字，但事實上，營地裡可能會有好幾百個人叫這個名字。
可能就像“史密斯”或是“李”一樣。
“你為什麼要找岡部一家？”擁擠的隊伍裡，某處傳來一個聲音。
一個男人走了過來，手裡拿着托盤，羞怯地朝前窺視。
他穿着一件扣子系得嚴嚴實實的襯衣，那襯衣過去曾是白色，如今則變成了與陰郁的天空一樣的顔色。
褲子皺巴巴的，腳踝附近全是污泥，頭發淩亂不堪，胡子和髭須則剪得很短——黑色中夾雜着灰白色，讓他即便處在這樣的環境下，也有一種學究氣和威嚴感。
亨利把午餐的玉米炖肉和煮雞蛋盛給這個男人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