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中央日報》整整三日的長文《寫自己？還是寫自傳？——看虹影的〈饑餓的女兒〉》，可能那時癌細胞已找上他。
在他生命的盡頭，寄來三頁剪報，錯排處一一朱筆修改。
如此長文，我讀了之後，感動之餘，可能反而覺得生分了。
我給他寫回信，寫得很短，似乎有點不知所措。
但我總以為有機會再見到他，就像在圖書館第一次見到那樣，而一切可能的“隔”，會重新消失。
而現在講，已太遲。
在倫敦的日子，與一個人相處，清靜，淡泊，生活也逐漸簡單。
我坐在桌前，寫作前想的就是朱先生文章裡的話，事實上，那的确是朱先生在世留給我的最後的話。
他讓我不要學“外在世界萎縮，不得不凝視内在，微觀自我”的所謂“新生代”作家，而保持“廣闊的宏觀視野”。
他對“新生代”的總結真是一語中的，我很慶幸我沒有廁身任何一“代”。
他又說，“落葉自歸落葉，落影自歸落影，空裡東飄，地上西移。
”這幾句禅語似的話，玄機極深。
我想了一年，覺得是想通了。
但禅語的理解，是不可言說的，隻能放在心裡。
七
重讀作品，是對一個作家的最好紀念。
我一直在讀朱先生的作品，他在我的閱讀裡返回，不再走了，不再離開我。
多好，有此妙方，就能常常見到他，與他說話，告訴他那些無法對人說的話，失去他的心，不再發出痛喊。
朱先生在評論我的書時，借用《神曲》中的例子說，如果心靈不能相通，“就那麼老是錯身，以至穿身而過，休怨緣悭一面。
倒是這憾相逢相絕相渾而不相識，尤難相知。
”
每想起朱先生時，我最大的欣慰就是我們見了面，相識了。
而在作品中，我們真正相知了。
白芝當年研究朱先生的《破曉時分》時，開場用了一首當代詩人默溫（W.S.Merwin）的詩，題為《挽歌》，隻有一行：
我拿給誰看呢？
朱先生不在了，我這點文字拿給誰看呢？這麼點猶疑，使這篇小文耽擱了一年多。
這點文字不是給慕沙夫人和天文天心天衣看的，她們的悲痛終究要平複，而我這點文字隻能使她們回想起痛楚。
是的，是給我自己看的，我的心路曆程上，朱先生曾經給我指點一段路，誰再會指點我？在前面，那個岔路口，會是他嗎？
一九九九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