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裡清楚：對整個朱家不僅是深刻的喜歡，而是敬愛。
那一日别後，我們回倫敦，回大陸，彼此信件傳真沒斷。
我保留着朱先生的信：“一般所謂的‘一見如故’隻是一種誇張渲染，你們伉俪與舍間的初晤，才是名實相符，真的是有緣。
”
他這樣的信，令我溫暖，而心裡最想的是，不久就會有一日再見。
五
果然，九七年年末，我在台灣的出版人、作家隐地先生，在電話裡告訴我《饑餓的女兒》獲獎一事，在電話裡與我商量去台灣的計劃。
說完，他卻“順便”告訴我：朱西甯先生患癌症，住了醫院。
我特意去店裡挑了張祈禱的卡片寄去，心情沉重，母親重病已有些時辰，日日牽挂裡多了一個人，那就是朱先生。
我一心想早點有台灣再次行。
馬上到了第二年，即九八年一月，收到天文在這月二十一日信和一冊蘭草小年曆，說她父親去年十二月中旬住院，元月上旬恢複順利，出院。
又說她父親在醫院得知我的書與天心的《古都》一起獲聯合報九七年最佳書獎，非常欣悅。
這封信，使我松了一口氣：原來又是一個“誤診”！讓朱先生知道他對我寫作的一貫支持，并沒有“看走眼”，也使我欣悅，還有些說不出來的安慰。
台灣再次行被擱淺，被其他事給隔開了。
謝謝隐地先生，他說，有一張飛機票為我留着。
卻不料三月下旬，隐地先生來傳真，提及朱西甯先生已走。
看着傳真，我即刻呆了：整個台灣突然被削去一半，那個有位親人長輩的一半；餘下的一半，又重新陌生了。
我真是非常非常明白，以後再去台灣，台灣已不再是有親人長輩的台灣；我也不會有安全感，像以前曾想的，若有一日我沒有家，朱先生會收留我。
但朱先生現在不在了。
六
我就是這麼來看待朱西甯先生。
說實話，我不知道别人怎麼看他，我對台灣文壇完全不了解。
想起那次臨離開台北時，與初安民一起喝咖啡，說起與朱家的見面與長談，他十分驚訝，說他們是隐士，受人尊敬，卻太孤傲，不輕易與人來往。
我想他們對我優容有加，隻是對我的褒攜。
現在回想，除了朱先生對我——一個熱愛文學的大陸人，兩次在《中央日報》隐匿姓名小說評獎中力争，并寫評論，使我這個在大陸從不受賞識的作家無法不感慨，尤其是之後，他寫了那連